鎮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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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暫時保密，主要是怕造成負面影響。這話雖然只是對班子成員和司機等少數幾個人叮囑的，全體機關幹部卻立刻都知道了。於是，大家都裝聾作啞充瞎子，誰也不說，誰也沒有聽到、見到過這臺新轎車。因此，除了給市、縣領導送禮需要出車外，這車從來不敢在縣城停留，回政府機關也都是趕在夜裡，悄悄地放在車庫裡。幾個月下來，只跑了五千多公里，等於基本上沒有動用過。他現在已經當上了副縣長，啥也不用怕了，當然又有了新的更好的車坐。我是新去的一把手，車又不是我買的，當然不用怕什麼負面影響，毫無忌憚地、從從容容地坐它就是了。

我們一行三輛轎車一輛麵包車，一大早在縣委聚齊後，就出發了。從縣城到灌河鎮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出了縣城往南走去，不到十幾公里就進入了山區。首先在紅廟鄉的地界上沿著一溜山溝走十幾公里，然後爬上分水嶺——山巒間的一個豁口。這個豁口往南是長江流域，往北則是淮河流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分水嶺。同時，它也是紅廟與灌河兩個鄉鎮的交界處。這一天，春寒乍暖，天氣晴朗。不僅我這個新官上任，心中自然愜意，就連送我上任的縣紀委書記呂士敬、縣委辦公室的幾個同志以及其他幾位新調入灌河的弟兄們也都顯得特別愉快。上了分水嶺，由於沒有女同志，我們就都站在路邊上，人人掏出傢伙痛痛快快的灑了一泡尿，縣委辦副主任賈同喜說：“老弟啊，大家這一尿，可都是肥了你的領地，你得紮紮實實地感謝我們。”我也打著哈哈說，“你們尿了，我自然承情，但我自己這一泡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司機細心，把書記的這句話記了下來，果然在以後的日子裡，只要是從縣裡回來，除非內急得不得了，一般總要到了這裡才方便方便。

站在分水嶺上，朝東南一望，山巒起伏，重重疊疊，那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山區土地，就是灌河鎮了。到這裡當一把手，好像有點命中註定一樣。算起來，我已經兩進灌河了。想當年，我在高中讀書時，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學生們根本沒把上課當成一回事，整天學工學農學人民解放軍，還要經常性永續性地批判資產階級。有一種學軍活動叫“拉練”，大家揹著揹包，扛著紅纓槍，有時腰裡還彆著兩個木頭手榴彈，當時的自我感覺是挺威武雄壯的樣子，多年以後，想一想有點不倫不類滑稽可笑。每次拉練大家都按照營、連、排、班的軍隊建制，在學校革委會主任的帶領下，呼著口號，踩著鼓點，出了學校，跑上兩天，藉此鍛鍊革命小將們的革命意志。正是因為有這種形勢，我才有緣第一次到了灌河。當時是秋天，學校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野營拉練，全校師生雄糾糾、氣昂昂地從學校所在地發集鎮出發，一路向東南，沿山摸嶺到了灌河。跑到那裡以後，我們這些從未出過遠門的青年學生們，才驚奇地發現，原來山的後邊還是山。從那以後，學校再也沒有帶領學生去過其他鄉鎮（公社）。第二次進灌河是我剛調入縣委辦公室沒幾天，縣委書記為了搞到第一手資料，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要求有關部門組織一次大型的調研活動，由縣委辦公室牽頭，抽了政研室、農經委等幾組筆桿子，在全縣選山、崗、平三種鄉鎮，搞“關於農村服務體系的現狀和對策”的調查，我和政研室主任張立、縣委辦老同志孫成志三個人到灌河調查，一住下就搞了九天。後來也曾經下鄉過，至多住一個晚上，從來都沒有突破過這個紀錄。由此可見，我與這個灌河確實有緣：從全體同學“揹著槍”佔領這裡，又到我們“掂著筆”評說這裡，最終由我來統治這方水土，運用高等數學進行機率分析，就是一件既偶然又寓於必然之中的事件。我站在分水嶺上，心裡竟然有了這麼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小車進到政府院，有人放了一掛相當長的鞭炮。在清脆的響聲和剌鼻的硝煙中，瀰漫著一種迎娶新媳婦的味道。院子裡和前樓的二樓上站滿了人，顯見是歡迎，也許是新鮮。黨政辦公室主任王世貴、通訊員小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忙不迭地接住東西，一直到了後邊大樓的一樓東頭——我的臥室。據說，這是一般機關裡不成文的規矩，一把手總是安排在左邊上首位置。事實上，真正懂得風水的人說，要是一個四合院的話，單位的正頭頭應該位於西北角，因為這裡是所謂“八卦”的“乾”位，乾為陽，為天，為大，為主事的當家人。西安武則天墓叫乾陵，就是因為位於西京城的西北方向。所以範城縣的歷任縣委書記習慣上都是住在縣委大院的西北角，到了鎮裡，竟是這麼個講究，叫我覺得可笑。不過前任都是這樣的，並且副縣長都當上了，顯然沒有什麼妨礙。好在後邊這個院子也就這麼一棟通體三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