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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金融市場信心恢復，政府買下的不良資產可能會升值，屆時再將資產賣出，就可獲得投資收益。
但是，如果政府的買價相對偏高，何以保證將來能以更好的價錢賣出呢？政府又憑什麼把所有的納稅人都拖下水，來做這筆“虧本買賣”呢？
當然，還可能有其他的方式確定價格。保爾森提議透過“反向拍賣”來發現價格，也就是由賣方（美國政府）提出要收購哪種型別和級別的資產，買方（持有這類資產的金融機構）競價，低價者得標。
保爾森強調，拍賣的一大好處，就是為這些不良資產創造一個“市場”：現在各金融機構之所以被不良資產套牢，就是因為這些資產現在沒人想要也沒人敢要，沒有一個可以流通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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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節：華爾街衝擊波（32）
一直與保爾森“並肩作戰”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則以一個經濟學者的身份給國會議員們“上”了一堂市場估價課，告訴他們這個方案好在哪裡：一個是市場恐慌期的“大甩賣價格”，一個是“持有到期價格”，前者肯定遠低於後者。該方案創造出的市場，恰恰能夠提供足夠資訊，確定這個持有到期價格，從而避免現在因為“大甩賣”不良資產推動的“資產甩賣”和“進一步減計”的惡性迴圈。
儘管“聽上去很美”，伯南克所謂的“持有到期價格”還是玄之又玄。詹姆斯？夸克和西蒙？約翰遜的文章中也談及，這種透過特定模型來確定價格的方式，必然受限於假設條件的設定，很難保證這些假設條件能夠適應多變的現實情況。
考慮到資產形式的多樣，想必實施時也不會全都按照一種方式確定價格。也許還可以透過政府官員與金融機構談判。但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路易吉？辛格爾斯批評道，政府在資產估價方面會更拿手嗎？不會。一個政府官員和一個飯碗快打破了的銀行家談判，誰佔上風一目瞭然。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上評論道，目前市場僵局的真正癥結，在於金融體系需要更多資本金。若政府打算為那些金融機構提供資本，就必須給出款人以這些公司的股權，才能保證這項計劃成功後收益不會為那些本來要為危機負責的公司高管們獨享。他認為，“兩房”的接管正是這一模式，而接管後按揭貸款利率的下降，則是這種做法有效性的證明。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主席多德提出的一套與保爾森競爭的方案，恰恰體現了克魯格曼的這種想法。
在多德的方案中，政府買下不良資產的同時，也獲得該被救助公司的認股權證，這樣就使政府（以及納稅人）有權分享該公司未來的盈利；若是非上市公司，則獲得優先債權，一旦公司破產，政府也能在其他債權人之前先獲得償付。
保爾森不認為這個方案比自己的好，理由是，以股權或債權為代價來升度這場救援，可能對很多金融機構而言沒有什麼吸引力，啟用市場的效果將大打折扣，並且那些股權被稀釋了的公司股東未來追加投資的積極性也會降低。
保爾森也不同意參議員舒默提出的先投入1500億美元，3個月後再議是否進行下一步融資的提議。因為“藥力”如果不夠猛，對於重建投資者信心將於事無補。
關於資產定價和公司治理的問題可以先按下不表—保爾森現在面臨的是參眾兩院的議員，要說服他們，“政治智慧”也許更為重要。
議員們質問，那些“華爾街精英”經營不善，釀成了這場金融危機，憑什麼要讓全體納稅人來負擔？這場金融危機的肇事者們—那些華爾街高管在過去幾年中不顧風險加劇，容忍公司財務槓桿率一再加大，金融衍生品越做越複雜以致最終根本無法判斷其價值建立的根基。市場繁榮時，他們每年獲得鉅額高薪，如今市場崩塌，就讓他們“撐著金色降落傘溜掉，而把巨大的賬單丟給普通納稅者”嗎？
據此，降低華爾街高管薪資水平在議員中的呼聲很高。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也曾在一次競選活動中說，那些得到財政部救助的公司的高管，薪水不能超過政府公務員的最高薪酬水平（美國總統年薪40萬美元，為全美公務員薪酬之首）。
讓議員們極不放心的一點是，這項方案賦予了財政部無與倫比的權力。方案規定，只要財政部長認可，財政部可在該法案生效後2年內的任何時候，透過指定的代理機構開展各種相關資產的交易，只需在交易開始後的3個月內向國會報告，此後則半年通報一次。而財政部被賦予免於受到起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