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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官僚對企業的支援與指導；
⊙政商人士普遍認為，與其純粹依賴市場力量，毋寧重視規劃，與其僅僅考慮公司利益，毋寧重視國家利益；
⊙時常使用非關稅壁壘保護國內工業以防止外國企業的競爭；
⊙由於現有的裝備與設施在戰時被摧毀，大企業有機會大規模使用最新式科技（而在某些情況下因為裝備被沒收作為賠償之用）；
⊙政府與官僚相當穩定；
⊙焦點放在生存與市場佔有率的長期定向，而不是以利潤為主的短期定向（受到日本股東低要求的幫助）；
⊙在這廣泛的長期架構之內，必要時有為短期目的轉變焦點與多元化的務實能力；
⊙政府在相對非生產性的“社會經常費用”上的支出低，諸如住宅與福利；
⊙個人儲蓄率高，因而能累積鉅額資本。儲蓄率高是因為個人想補償政府提供福利的不足，加上政府提供納稅優惠及其他類似誘因；
⊙受到日本銀行的政策支援的高債務─剩餘財產比率（意味著以小額擔保能夠獲得高貸款）；
⊙公司稅優惠與激勵措施；
⊙購買專利的政策，而不是根據執照獲得專利；
⊙為了實際商業考慮，委託企業進行大部分的研究與發展，不交由中立的學術機構或類似的機構來做；
⊙有利的國際貿易形勢允許日本進口便宜原料並對外國輸出成品；
⊙大量勞工從相對沒有生產性的基礎產業（尤其農業），轉移至較有生產性的第二產業（製造業）與第三產業（服務業）；
⊙獎勵消費；
⊙日本勞工勤勉（勤勉作為永久的日本民族性是值得懷疑的，但它當然是戰後時期的一項特色）；
⊙整體來說，日本人普遍決心重建國家並重新獲得強國地位；
⊙藉著大企業採用的所謂的“終身僱用制”，有經驗且忠誠的人在同一家大企業工作至退休的比率相當高（雖然這被誇大了）；
⊙勞工藉著行業行動破壞生產的事件少（雖然這也被誇大，尤其戰後至1960年）。
包括一些日本人自己在內的許多人，會把強調出口加到上述這張表中。事實上，日本出口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通常比大多數國家低。只是因為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至如此巨大，以至於從絕對數字來看其出口似乎支配了全球。人們傾向於僅僅把日本跟美國相比，美國的出口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很低而且也對日本有鉅額貿易逆差，這使得誤解加深。
政府的穩定對經濟增長提供了有益的環境。1948年後，儘管首相頻繁換人且有幕後操縱，日本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學的保守派統治。尤其日本從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黨統治。自民黨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現有政黨的再結盟，並且實際上繼續了戰前的政友會與民政黨系統的合併。因此，戰後與戰前之間保守派的成分是連續的。
這一連續性在政府─官僚─企業三者的組合中也可看見。在整肅停止後，許多有勢力的戰前人物（甚至於一些因為戰時所扮演的角色坐牢的人）恢復權力。這些人之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岸信介，是必須為1936年把福特公司逐出日本的法案負責的官員，他後來還參加東條的戰時內閣。他因戰時參加的活動入獄服刑，1948年獲釋。他在1953年以自由黨黨員身份當選眾議員，是導致自民黨在1955年透過再結盟而成立的主要設計者，並在1957年出任首相直至1960年。
岸信介和其弟佐藤榮作（岸信介出生在佐藤家，但被一位叔叔收養）只是戰後出任首相的六位戰前官僚的其中兩人。佐藤從1964年至1972年擔任首相。其他四位是吉田茂（1946～1947，然後1948～1954）、池田勇人（1960～1964）、福田糾夫（1976～1978）以及大平正芳（1978～1980）。這就是說，戰後重要的幾十年大多由戰前官僚統治。
這些戰前官僚及其同僚盡力重新執行若干戰前的做法，通常微妙且分階段做，不足以引起華府的強烈反應，但足以讓華府感到舒服。他們的主要關切點之一是教育，這是經過嘗試的灌輸適當思想的好工具。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政府重新主張對教育的中央控制，故意取消佔領當局的地方分權教育政策。1956年，地方學校董事會的董事選舉被廢除，由縣市長的任命人選取代。董事會受制於文部省（###）。兩年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