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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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政治資金不當被判有罪，之前市川桃子為其父運營政治資金。2003年“透明國際”對133個國家就其公共部門清廉情況的國際形象所進行的調查中，日本排在第21位，而通常日本在收入、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世界性調查中的排名都位居前5位或前10位。

第五節　前途未卜的超級強權（4）

關於清廉情況的調查，日本的得分為7分（總分10分）。居於首位的芬蘭得分為分，最後一位是孟加拉，只得了分。在其他方面，可以參見2003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該報告對185個國家居民的平均壽命、教育程度和實際收入進行了評估。日本在評估中位居第九，這個位置與近幾年日本的情況相符，但在過去日本曾位居前三甲。

這並非災難，但是對於日本民族的聲譽並不是什麼好事。

隱藏在政治冷漠的背後，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日本民眾焦急不安，這不安似乎取代了90年代初的憤怒。有因為景氣衰退引起的普遍焦慮，景氣衰退超出人們的預期，繼續在90年代末期產生諸如大金融機構破產等新的震撼。例如，2003年末，足利銀行被政府以暫時國有化的方式接管。焦慮的其他重要原因包括1995年神戶大地震的震撼與稍後由奧姆真理教集團犯下的東京地鐵神經毒氣攻擊案。這些事件揭示了日本人潛在的岌岌可危的感覺。學者們已經注意到日本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基礎的持續衰弱，同時家庭關係和道德觀念也逐漸薄弱，這導致了價值和穩定在某種程度上的喪失，也伴隨著焦慮和迷茫，以及重商主義和拜金主義的自我衰敗。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後結構主義時代和後現代的世界性現象，這個時代目睹了眾多“宏大敘事”的解體，建立了世界觀和對自我的認知。但是對日本而言，如日本近年來的文學作品中所顯示的，這看起來並不是特別嚴肅，也許是因為日本一貫強烈的（也許有所誇張）集體主義、統一和社會秩序觀念。

廣受好評的村上春樹的作品正體現了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的變化和焦慮。例如，在1997年的小說《地下》（Underground）人數中，他評論了奧姆教透過傳達一種讓人們從“面對新情況的焦慮”中解脫出來的世界觀吸引教徒，他想知道日本社會對這些個體能夠給出什麼樣“更能讓人接受的說法”。

事實上，近年來社交恐懼症患病率的增加，其中包括長期逃避社會者（hikikomori）人數的增加，既是焦慮的表象也是焦慮的誘因。長期逃避社會者在年輕人中間尤其突出，約2/3的長期逃避社會者的年齡都是30多歲。人數一直在變化，但是保守估計至少也有100萬。

媒體報道一再顯示出民眾對犯罪率升高、家庭分裂、金融不安全、社會老齡化（包括老齡化對退休金的影響）、年輕人倫理與道德惡化、教育性質以及性別不平等等問題的關注。

家庭分列造成日本單身家庭在所有家庭中所佔的比例不斷上升，1960年為16％，1990年為23％，2000年為28％。

社會老齡化現象日益突出。1960年，在日本，15歲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30�2％，65歲以上的人口占5�7％。1997年，老年人的比例首次超過年輕人的比例，2002年年輕人的比例和老年人的比例分別為14�2％和18�5％。造成這一現象的因素之一是健康狀況的改善延長了人們的壽命：日本在這方面居於世界之首，2002年的數字顯示日本的女性平均年齡為85�23歲，男性平均年齡為78�32歲。另一個因素是持續降低的出生率，1947年出生率為每名婦女4�5個，而現在已經降至每名婦女1�3個，該數字只要降倒2�1以下，就會造成人口數量下降。出生率降低的一個因素是結婚年齡不斷推後：1970年，男性的初次結婚年齡為26�9歲，女性為24�2歲；而2002年，男性的初次結婚年齡為29�1歲，女性為27�4歲。因此首次生育的年齡也相應地從1970年的25�6歲上升至28�3歲。

“銀髮社會”帶來的系列嚴重後果之一是相對於資助人群（受僱勞動力）來說，被資助（非勞動者）人群的比例迅速升高，導致人們需要繳納更高的賦稅和退休保險金，也導致國家整體經濟的下滑，這也是很多其他經濟發達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另外，老年人帶來很高的醫療費用。日本擔心其退休保險金可能最終會提高到工資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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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前途未卜的超級強權（5）

年輕人面臨越來越多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