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8我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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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部隊跟誰打仗都是不會投降的，就是跟他幹。可是打了這麼一仗，回來情緒這麼低落，大夥都想不通，剛跟日本人打完啊，自己人就幹起來了，那就是說這個內戰，必打

無疑了。

這時候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份吧，雙方小的戰鬥就開始有了。我就想，下級軍官也不敢自作主張就來打我們啊，他也得有上級命令嘛，既然上級有命令了，這個戰爭就難免了。所以當時我就發覺完了。

在南京前後駐紮了一個多月，十月末，部隊到了上海，駐在江灣的鹽業新村，準備開赴東北，那就是內戰指定要開打了。

鹽業新村的軍營都是日本人蓋的新房子，建好了還沒來得及住就投降了，兩幢，一個很大的院落，有個足球場，我們每天上午踢足球，踢完球就在附近散步，挺自由的，部隊也不搞訓練了。

這時上面有打內戰的思想，但下面沒有準備，抗戰結束前，　我們在雲南、在湘西沒有一天不訓練，到了上海沒出過一天操。

在上海給我們發了勝利金，中士軍銜是六千多元，有些同學買照相機、手錶、望遠鏡等，我一律不買，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多錢，年紀小對那些沒什麼興趣，也沒有可消費的。

江灣區離市內不遠，禮拜天閒著沒事就都出去，比我們年齡大點的，就去駐地附近麻將社玩。上海是個花花世界，聽他們講得亂七八糟的，上街的時候我都是自己走，各人的需求不一樣。

從軍營出來走四十分鐘到北四川路，坐摩電車到南京路霞飛電影院看話劇，最有印象的是《夜店》，這是一個名著，描寫下層社會人的生活，進去了經常沒有幾個座位，就剩十七、十八排的了。那時門票很貴，二百塊錢一張票，抗戰勝利金才領六千多，吃一碗麵條才二十元，所以一般都捨不得看。

看完話劇就去南京路、外灘、公園瀏覽市容，餓了想吃點飯，在街上找飯館，女招待都在門口，看到就拽，我一看，哎呀，那能進去嗎，也不明白怎麼回事，一看到她們我就跑步過去。找不到地方吃飯，又不敢進去，反覆走好幾個來回，終於遇見個大排檔，門口擺幾張桌子，屋裡面也有幾張桌子，二十塊錢一碗肉絲麵。挺大的碗，就吃碗麵條。

幾乎每次去市區都會遇到相同場面，中午這頓飯對我是挺傷腦筋的，回來跟同學一說，他們就說我小雞雛子，什麼也不懂，有錢連飯館都不敢進。為什麼不敢進？

湯恩伯是蔣介石的紅人，他領著第三方面軍進駐上海，他的部隊軍紀就不行，我們坐公共汽車、摩電車都站排，他的兵不排隊。

那天我和卓幹成看見一個，就拽住了，過來過來，不站排怎麼能行呢，上後面去。他說我不站排。我倆說你多啥？他是個上士，看我們倆挺兇的，兩個打一個還不削扁他？就到後面站排了。

所以當地人對我們印象很好，知道新六軍是遠征軍。

我們有時穿上羅斯福呢，扛上槍在南京路等熱鬧地段*，　一邊行進一邊高唱勝利之歌，就是要給滿城老百姓看看，這是一支什麼軍隊，勝利之師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在上海我們跑了一個同學，他是上海人，在教導營營部當書記，營長陶逸同意的，說那你願意走就回去吧。

我出生在上海，但沒啥印象了，上海還有些父母的老關係，　但沒去找他們。

後記：那時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運　一

朱洪海

這是一項歷經八年才得以完成的工作。八年前，也是冬天，　黃老先生家裡的暖氣燒得很不好，他特地在我旁邊加了一個電暖氣，我和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見面了，但是那天他第一句話就說，我說真話還是假話？說真話，我就接受你的採訪。

採訪剛剛開始，我的工作崗位就從編輯轉到了發行，無暇進行這項一眼看不到頭的工作了。再後來，我就離開了瀋陽。

二○○五年夏天，在北京，辛苦尚紅科當司機，我邀請了臺灣時報文化的莫昭平先生、張香華女士和王海娜去潭柘寺，從潭柘寺出來，大家坐在一個山坡上，記不得怎麼想起來唱歌了，我和老尚、海娜唱大陸的歌，莫總和張香華女士唱臺灣的歌。

唱著唱著，就想起黃老先生的故事，我講了半個小時，講完了大家很安靜，最後老尚打破沉默說，你把這本書弄出來吧，　我來出。

兩年後，我離開北京回到了瀋陽，在可以眺望到渾河的工作間裡，進行完唐德剛版《張學良口述歷史》的掃尾工作後，　忽然想，黃老先生的採訪應該開始了。

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