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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長途客運站、人民廣場，還有能想得到的蔣伯宇可能去的地方，都沒有見著他的人。
申偉也給蔣伯宇的家裡打了電話——號碼是從輔導員那裡的學籍登記卡上查到的。但蔣伯宇並沒有回家。申偉也沒敢在電話裡把這件事情告訴蔣伯宇的家人。
時間一天天過去。五天後，胡天軍的家屬們終於按捺不住，找到學工處說，如果三天內再見不到人，他們就要向派出所報案了！那將意味著蔣伯宇打人一事會按照刑事案件立案偵查並最終被提起公訴而琅鐺入獄。
“四眼”唐處長暴跳如雷，他給蔣伯宇班級的輔導員下了死命令：三天內，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連女足賽也因此而停賽了。王丹陽她們早已把複製的當天比賽錄影送到了學工處和體育教研室，並炮製出了一份要求從輕發落蔣伯宇的意見書——在上面簽上了全體女足隊員的名字並上呈給了“四眼”。
王丹陽表現得非常積極，她每天和申偉他們一起到全市的各個地方尋找蔣伯宇。為了節省時間，她甚至自掏腰包“打的”——申偉算了一下，蔣伯宇失蹤後的第二天，打的費就花了二百多塊。
大家都相信蔣伯宇絕對不是怕承擔責任的人。但每個人都有種擔心，如果說誰都會有脆弱的時候，憑什麼蔣伯宇就不會一時糊塗呢？何況他是一個非常感性而又容易衝動的人。
所幸的是，胡天軍那邊還恢復得不錯。經過及時搶救，並輸了兩千CC的鮮血之後，他保住了脾臟。只不過在申偉的嘴裡已經聽不到胡天軍的名字，而代之以“活該千刀萬剮的”。
就在三天的生死限期還差半天的時候，蔣伯宇又出現了！申偉他們下午上完課回到宿舍，發現失蹤多日的蔣伯宇正坐在他自己的床上發呆呢。
申偉幾乎是撲了過去，一把就抱住了他。激動不已地說：“老蔣，你可回來了。”那樣子就像十年沒見著今日喜相逢的難兄難弟。
蔣伯宇看上去除了神色非常疲倦，頭髮鬍子更長了些之外，並無異常之外。衣服也都是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那樣子就好像剛出去旅遊了一趟又回來了而已。
申偉在興奮之餘還好沒忘了正事兒。看蔣伯宇沒什麼大礙，顧不得多問，拉著蔣伯宇的胳膊就要去學工處。蔣伯宇撥拉開申偉的手說：“我自己會去。”
於是，就在那個天氣晴好，遍天彩霞的黃昏，蔣伯宇走在前，申偉在他身後三步遠緊跟著，一起向學工處走去。
“四眼”很意外地沒有發脾氣。大概蔣伯宇看來不是像他們想象中的那麼兇悍與暴燥。或者說看過錄影帶後，他們也能理解事出有因。
根據蔣伯宇的敘述，他在出事那天晚上，就坐火車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湘西的一個小城市。對於“逃跑”的原因——蔣伯宇說，並不知道會把胡天軍傷得那樣重。當時的他太氣憤——他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可以連一點起碼的是非標準都沒有，如果不是他的衝動最後導致球賽終止，這個誤判的球也許就可以葬送自己所帶足球隊的前程！
蔣伯宇承認自己太較真兒了。當“四眼”問他這樣做值不值得——不過是一場校內的比賽時，他竟然堅持說：“只要我內心無愧，那麼就值得。”這話氣得“四眼”唾沫橫飛，對他劈頭蓋臉地地訓斥了一通，並順帶進行了一把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深刻教育。
蔣伯宇說逃跑是因為他不想交那份第二天必須上交的“檢討”。而且當時的他非常沮喪和悲觀——對這個世界上公平與正義的悲觀。悲觀中的蔣伯宇當時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找個地方安靜地呆一下。但他沒有回到家中——顯而易見這會讓父母擔心與追問。他住進了高中一個同學家裡，然後每天會去護城河那裡坐著，或是爬到城外的鳳凰山山頂呆上一天，直到日落。
蔣伯宇所說的這個理由讓“四眼”感到極端的幼稚和可笑。他試圖要挖掘出蔣伯宇深處的不良思想動機和暴力傾向，但都無功而返。他看不出蔣伯宇在想什麼，除了陳述事情經過，這個有著天生憂鬱眼神的男生更多的就是沉默。對於“四眼”的教導，他無動於衷，即不贊同也不反對。
最後“四眼”冷冷地說：“即使不追究你在法律上的責任，你也要被勒令退學！不管胡天軍錯在哪裡，但這次是你先動的手，而且，差點鬧出人命！”
蔣伯宇平靜地說：“我已經做好這個思想準備了。”
對於學工處要求的做出深刻的書面檢討和去醫院向胡天軍道歉等事項，蔣伯宇一概拒不執行。
他每天都躺在宿舍裡，就像沒追上何繼紅那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