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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即使面對這種傷感畫面,我也會變得無比冷酷,不知道是否因為現實已經磨平了我的心。
“但是你後來發現羅琳也已經死了。她的死到底和你有什麼關係?”我替他把話說完,引導他告訴我羅琳的死跟他有沒有關係。
他沒有看我一眼,只是說道:“那是後來的事情了。我跟羅琳在皮諾克就認識了,剛認識的時候,她以記者的身份來找我,但我並不想接受她的採訪。我是個罪人,但事情過了這麼久,我也不想讓外面世界的人再對自己指手畫腳,甚至去打擾我前妻家人的生活,當時的我只想用剩下的時間好好贖罪。”他還是避而不談羅琳的死和他有何關聯。
“那後面是什麼事情讓你改變了想法?”我已經改變角色,從心理醫生的談話方式跟他交流。人都是有感情的動物,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在於,人需要言語抒發,同時也需要一個有所回應的聆聽者。
“是羅琳改變了我。她把外面世界的陽光帶給了我,用熱情溫暖著我那顆麻木的心。”透過江瀚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對羅琳那種含蓄的感情。我很難相信自己在跟一個殺人犯談話。
“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怎麼搭理她,她也只是隨便問了問醫院的情況。後來她經常來,還開始帶一些外面的照片,以及她去旅行所拍的景色,然後一個人在那裡抒發著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不知不覺間,我也開始被她那滔滔不絕的言辭所打動,甚至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也慢慢對她敞開自己的世界,與她分享自己內心裡的一點一滴。”江瀚接著說。
“難道醫院沒有這方面的心理諮詢嗎?”身為一個心理學家,我非常質疑如今醫院所奉行的形式化的談話治療,還有那套自稱有效的快速藥療法。雖然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日新月異的科技已經揭示了大腦對心理的影響,也從很多方面成功地研製出對直接控制腦部區域的藥物,但是我還是覺得傳統的談話式心理治療更能真正地影響人的心理狀態,畢竟我們所能認知的心理學還在起步階段,在我國更是如此。
“這不一樣,不一樣。”江瀚哽咽道。
不知道是受了江瀚情緒的影響,還是感受到了現實的無奈,我開始靜靜地聽他講述事情發生的經過。首先,江瀚出現幻覺幻聽,神志不清,最終他下定決心聯絡蘇慧珍,而蘇慧珍在最後一次送藥後就音訊全無。直到冬至日我們發現了羅琳的屍體,江瀚從新聞報道中得知此訊息後,匆忙地離開了家,這跟我的推斷一樣。
“為什麼要選擇逃跑呢?”我思考後問道。
“難道你認為除了逃跑我還有別的辦法嗎?”江瀚冷冷地說。
我知道問了也是白問。像他這樣連自己的精神狀態都難以斷定的人,警方毫無疑問會將他定罪;就算是自首,像他這樣有前科的人,也會被宣判死刑。
“這幾起案子發生的時候,也就是冬至日前一晚以及二十四號凌晨兩點,你人在哪兒?”
“自從我出現精神混亂以來,我就很早睡覺了,可是……”江瀚顯得有些猶豫。
“可是什麼?”我接著問。
“可是,我經常想不起自己做過些什麼,明明記得穿了睡衣,第二天卻穿著外出的衣服躺在床上。”
“那有沒有血跡?”我接著問。
“沒有。”他說完便沉默了,像是在思考。僅僅從沒有血跡這點還不足以斷定他有沒有殺人。
“如果真的是我精神失常殺人,我是不是要被槍決?”他突然問道。
“怎麼說呢?我不是法官,但是按照以往的慣例,可能會被判終身監禁並轉移到重度看守的精神病牢房。”這讓我想起電影《禁閉島》中的情節。
他沉思許久。車子繼續飛馳在環城高速上。對於陳龍案發時的時間段,江瀚並沒有不在場證據,但也不能確定他當時身在何方。過大的精神壓力以及難以承受的驚恐讓他短暫地失去了記憶。眼下所有證據都指向他,儘管我對案情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以及部分所謂的證據,但這一切都建立在兇手“正常”的人格基礎上。這裡的“正常”並非指平時所說的“正常”,殺人已經是極度缺乏同情心的變態心理行為,無所謂“正常”;而剛才所說的“正常”是指兇手的人格並無崩壞,也沒有出現過因其複雜人格體系導致的殺人事件。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整個社會所爭議的話題。到底我們應該遵循道德的底線還是遵循法律的規定呢?
江瀚這次的停頓時間比前幾次都要長,或許他正在思考。而我仍舊被牢牢地綁在副駕駛上,唯一讓我安心的是,他現在並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