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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些過於樂觀。受資金問題困擾的國有企業之所以對債轉股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是因為這些企業將它看作一種逃避債務、減少還債負擔的好辦法，而不是企業進行重組的機會。另外，推動債轉股的一直是政府機構，而不是市場的力量，這一點也頗令人擔憂。例如，進行債轉股的數百家企業是由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這樣的政府機構劃定的，而作為債權人的商業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卻沒有什麼發言權。
沉重的債務負擔只是導致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眾多原因中的一個。資本結構的改變並不一定會把那些國有企業從虧損中解救出來。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企業透過債轉股降低了債務—股權比例，我們也不能夠由此認為，資產管理公司在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和監督管理者方面會比政府部門和商業銀行更有效。
雖然建立資產管理公司是解決壞賬問題的極為重要的一步，但要實現預定的目標還存在一些關鍵障礙。
中國的銀行改革：一次新的長征（9）
1．法制體系不健全。在中國，最終的債權人是中國居民（即個人儲戶），但實際貸款合同通常只涉及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兩方，這就導致產權不清晰，貸款義務不明確。即使合同的權利和義務已經確定，中國在破產程式和止贖權方面的規定也還不夠有效，並且很難實施。法制體系不健全是處理不良債權問題的一個重要障礙。
2．資本市場不成熟。如果要做到以最低的成本來最有效地解決銀行的壞賬問題，就需有一個高收益債券（壞債）的流動性市場。但中國的資本市場還處於嬰兒期，在上海和深圳兩大股票交易市場上，掛牌交易的上市公司有大約900餘家（而中國的企業總數有30萬家），市值僅佔GDP的25％。國內的債券市場也僅限於長期政府債券，而很少有任何信用等級的公司債券進行大量交易。這就給銀行壞賬證券化和在二級市場處理非流動性資產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3．政治風險。最終，回收貸款和處理壞賬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的程序。由於在很多方面不良債權的處理和國有企業重組是密不可分的，所以這項工作的推動需要強大的政治意願和決心。舉例來說，強迫國有企業償還過期銀行債務可能會引發企業破產和失業激增，這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容忍度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機會之窗
顯然，中國在銀行體系重組問題上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由於1997—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破產，人們普遍對中國金融系統的前景十分悲觀。普遍的意見是，不良債權比例過高會迅速引發中國全面的銀行體系危機，導致貨幣貶值和經濟衰退。
我堅持認為，儘管銀行體系存在著諸多嚴峻的問題，中國還是完全有能力且有資源去解決它的。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出，就銀行體系重組來說，機會之窗仍然在向中國敞開。
首先，基於銀行的國有化和政府對儲蓄安全的隱含擔保，使公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依然存在。銀行國有制固然是大量不良債權產生的重要根源，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形勢動盪不安時，它同樣也是中國廣大零散儲戶信心的源泉。我們可以看到，在其他國家，政府在銀行體系出現危機時常常採取將問題銀行“短暫國有化”的辦法，來增強公眾的信心。在中國，大多數居民認為銀行倒閉的可能性很小。無論是對是錯，大家似乎普遍相信政府會出面挽救破產的銀行，尤其是那些大型的國有銀行。
政府近來對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的處理辦法也進一步增強了公眾的信心。自1996年以來，有三家較大的金融機構宣佈破產，它們是：中國農工聯合體開發信託投資公司、海南開發銀行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上述情況中，政府從一開始就承擔了向零散儲戶支付存款的責任。中國對粵海企業集團的成功重組更是大大增強了公眾與投資者的信心。
其次，中國可以避免由銀行問題引發的財政危機。根據廣義定義，中國公共債務的初始水平在1998年底僅為GDP的24％，按照國際標準，這是相當低的。另外，中國國內儲蓄率高達GDP的40％，這意味著如果財政赤字出現暫時的增加，即使是大幅度的增加，國內融資以彌補赤字也不至於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其他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往往面臨著銀行體系危機和國際收支危機的雙重挑戰，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的處境要好許多。中國有更多的餘地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發行外幣債券來融資。更長遠地看，人口增長與年齡構成趨勢的變化，國有企業（包括國有銀行）大規模民營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