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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親自摘抄下來，按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分類整理備錄。他從北京帶去的一臺半導體收音機，是他了解國內外大事的重要工具，也可以說是惟一的渠道。因為在那遠離首都的偏僻的地方，不能及時看到中央的檔案，也沒人來看他，甚至電話都很難打出去，所以訊息很閉塞。他每天總是按時收聽國內外的新聞廣播。據胡家虎回憶：“葉帥為了收聽得及時，他選好幾個電臺的新聞廣播時間，都用筆在紙上記下來；每個電臺的波段頻率位置，他都親自一個一個找出來，分別用紅、藍、黑等不同顏色在收音機相應波段刻度上畫上記號。”該是何等用心和細心啊！
葉劍英在極端困難的境遇中，和他身邊的同志相處甚安，經常說古談天，啟發他們讀書明理，做一個有知識、有頭腦、敢於堅持真理的革命戰士。
他胸懷寬闊，善於關心人、體貼人、諒解人。儘管自己在逆境中、“自身難保”，他還用自己懂得的中醫方面的知識，幫助身邊人員的親屬開方治病，幫助解決家庭困難。有時廚師做的飯菜不對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時，總是親自或讓服務員轉告廚師說，不是菜燒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說胃口不好。每到一地都要親自到廚房感謝廚師，親切交談。
儘管“流放”期間，遭受冷遇、疾病之苦，生活單調枯燥，但是，葉劍英善於自我調劑生活。除了讀書看報背詩外，經常在院子裡散步，有時與工作人員打打乒乓球，自得其樂。心有所感，則抄詩吟詩填詞以明志。他曾改寫柳宗元《江雪》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高樓出世翁，獨賞湘潭雪。”這是葉帥當時逆境生活和樂觀心態的真實寫照。
1970年端午節，他遙望汨羅江，憑弔屈原，做詩一首：
澤畔行吟放屈原，為伊太息有嬋娟。
行廉志潔泥無滓，一讀騷經一肅然。
葉劍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詩品和人品。他設身處地，想起屈原當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潔”來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著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經常告誡隨行人員不能給下邊添麻煩，不準搞特殊。他經常寫信教育子女，告誡晚輩：“挺起胸膛走路，夾著尾巴做人”；“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接到孩子回信，激動地寫道：“千里寄書能慰我，似逃空谷聽人聲。”
在葉劍英“流放”湖南期間，北京和全國的形勢正在悄悄地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一件當時人們並未察覺而引發林彪集團覆滅的大事開始發生。
十年浩劫（18）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提出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汪東興回京向周恩來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討論毛澤東提出的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會議一致擁護毛澤東意見，商定立即著手進行準備工作。
但是，林彪卻蓄謀幹預毛澤東的大思路，尤其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大唱反調，暴露了他日益膨脹的野心。
4月11日，林彪從蘇州透過電話記錄方式向在長沙的毛澤東提出：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否則，不合人民的心理狀態”，“副主席可設可不設。”林彪還表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這個電話記錄同時傳給中央政治局。
第二天，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關於要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的意見。政治局成員中多數同意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並將討論意見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在政治局報告上批：“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本月下旬，毛澤東回京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表示他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仍然堅持原來的主張。半個月以後，周恩來在廣州特地就此事與林彪談話。
在此期間，中央正在醞釀和準備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
1970年7月16日，葉劍英突然告知，由長沙乘機返回北京。剛到住地二號樓，周恩來總理即打來電話，表示歡迎和慰問。緊接著，到京西賓館連日開會，為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做準備。
從此，葉劍英結束了長達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0日，葉劍英同其他中央領導人飛上廬山。
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周恩來宣佈全會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二）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三）討論戰備問題。隨後，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