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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居功甚偉。由此開始，這個人的身影就開始在歷史中鮮明起來，他跟隨織田信長南征北戰，很多大戰中都可看到有他參與的記錄。終於，在滅亡淺井氏以後，羽柴秀吉被封與北近江的大片領地，成為一方大名，將主城定在琵琶湖畔的今濱地方，改名為長濱。
天正五年（1577年）十月，也就是在“天下至惡”松永久秀覆滅的同月，羽柴秀吉受命統率大軍團進攻中國地方。同時，織田信長還把蟄伏的尼子勝久、山中鹿之介也縱回東中國，要他們復興尼子家，協助對抗毛利氏。
羽柴秀吉在東中國地方縱橫馳騁，屢建奇勳，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三場戰役，即“餓殺三木，渴殺鳥取，不用太刀，水淹高松”。天正六年（1578年），羽柴秀吉基本控制了播磨一國，派尼子勝久和山中鹿之介駐守西播磨的要隘上月城，以防毛利大軍，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播磨東部的三木城主別所長治突然倒向毛利氏。四月，毛利軍包圍了上月城，因為三木城橫在織田軍的增援道路上，上月孤城很快就陷落了，尼子勝久自殺，山中鹿之介苦戰之後，又只好投降——他大概還把希望寄託在被毛利家囚禁的尼子氏末代當主義久，及義久的兄弟倫久、秀久身上吧，後世還有人猜測說他是想尋找機會刺殺吉川元春。但是，曾經接受過他一次投降的元春不會再上當了。天正六年（1578）七月十七日，鹿之介被殺於押往安藝國的途中，尼子家的復興，徹底成為了一場夢中之夢……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羽柴秀吉也已經派重兵包圍了三木城，他和毛利氏猛攻上月城的風格不同，切斷了三木城的糧道，採取長期圍困的策略。圍城戰持續了整整兩年，其間羽柴秀吉說降周邊豪族，尤其是備前大名宇喜多直家，從而徹底改變了東中國地區的勢力對比。直到天正八年（1580年）正月，彈盡糧絕，已經出現人吃人慘況的三木才終於開城投降，城主別所長治也自殺了。
天正九年（1581年），羽柴秀吉攻打因幡國的鳥取城，在動兵以前，他先用高價收購鳥取附近的米糧，導致大軍合圍以後，鳥取城中存糧已被倒賣一空了，很快就變成了飢餓地獄。就這樣，鳥取堅城只守了三個月，鎮守此城的毛利方大將吉川經家就被迫切腹，以換取城內軍民一條生路。
天正十年（1582年）五月，羽柴秀吉得宇喜多氏之助，攻入備中國，包圍了毛利方名將清水宗治守備的高松城。面對洶湧而來的毛利援軍，秀吉掘開附近的足守川，水淹高松城，以隔絕其與外界的聯絡。羽柴軍和毛利軍隔水對峙，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了本能寺之變的噩耗……
石高制和貫高制
戰國時代的領主們計算年貢額度，有兩種基本方式，即“石高制”和“貫高制”。前者以糧食為標準，石讀作“擔”，本是重量單位，一石為一百二十斤，後來轉作容積單位，一石也即一斛，合十鬥或一百升或一千合；後者以貨幣為標準（當時日本國內不鑄錢，用的都是中國外流過去的銅錢），一貫即一千文錢，後來“貫”這個概念在日本也轉化為重量單位，一貫仍等於一千文，而所謂重量單位的一文，就是指的一枚開元通寶的份量。
在咱們粗略想來，理當是商品經濟較發達的近畿地區採取貫高制（因為流通的錢多），而主要的糧食產地則採取石高制（方便徵收米糧），然而事實上的情況正好相反。封建大名才沒有那樣溫良謙恭，他們既需要米糧來養活家臣，也需要錢幣去購買領地內不出產的各種物資，諸如鐵砲、馬匹等等，所以農民越是缺什麼，他們反而越要收什麼。
比如日本最重要的糧食產地之一關東平原，小田原北條氏一直採用貫高制，規定相當額度的年貢要用錢幣來上繳，至於老百姓怎麼搞錢，他們就不管了。此外貫高制還有一種來源，即從守護大名時代起，就經常臨時徵收“段錢”，即按段（土地面積單位，又稱反，一町等於十段）收取土地稅，等到莊園制逐漸崩潰，莊園領主徵收年貢越來越困難，相反守護大名的段錢來源卻日趨穩定，於是就把段錢的徵收恆定化，並擴充套件到領內一切土地上去。因為段錢最初便是以錢幣來繳納的，因此維持傳統，逐漸發展成為了貫高制——貫高制對戰國大名摧毀殘餘莊園勢力，完善領國一元化統治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然而強制徵收錢幣年貢，甚至強制徵收質量好的錢幣為年貢，使得農民們不堪重負，紛紛逃亡，因此貫高制發展了一段時間之後，戰國大名們又被迫逐漸轉向石高制。等到豐臣、德川政權先後統一日本，則石高制也就在全國範圍內固定下來。後世對於戰國大名的領地大小、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