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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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不易的勝利（4）

這倒是很在理。畢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為，制度卻更為根本，難怪毛澤東要建議大家“熟讀唐人封建論”（也就是柳宗元這篇文章）了。據此，則秦最終奪取了天下，便只能歸結為秦國有著當時最管用的制度（是“最管用”，不等於“最好”）。而且，這個“最管用的制度”，還應該是在它王國時期開始形成的。唯其如此，它才成為了帝國的締造者。

秦能夠成為新制度的創造者，倒也不足為奇。無論在“春秋五霸”中，還是在“戰國七雄”中，秦都是歷史最短也最沒文化的一個。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齊和楚，此外魯、宋、吳、越也不差。齊有韶樂，楚有辭章，魯有魯縞，吳有吳刀，這些都令人歎為觀止。孔子在齊國聽了《韶樂》，不是“三月不知肉味”嗎？“雖楚有材”的說法，不是《左傳》和《國語》裡面就有了嗎？事實上先秦文化名人的“國籍”，不是齊、魯（管、晏、孔、孟），就是楚、宋（老、屈、墨、莊），要不就是趙（荀況）、魏（楊朱）、韓（韓非）。就連與秦關係最深、幫了秦人大忙的商鞅和呂不韋，也是衛國人。秦自己則乏善可陳，一個文化名人也沒貢獻過。不過，創造一種新的政治制度，倒未必一定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文化積累，沒有也許更好，反倒更能創新和務實（如美國）。秦沒有歷史和文化的負擔，它就後來居上了。

那麼，秦人創立了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他們的制度中又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為了弄清這些問題，我們不妨來到勝利之後的秦，來到大秦王朝的建國之初，看看在那裡都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制度之爭（1）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公元前221年即新王朝建立那年，秦政權的最高領導層主要研究了兩個問題，一是定名號，二是定製度。這兩個問題，一個關乎“名”，一個關乎“實”，但都關乎國體和政體。事實上，嬴政之所以要徵求意見，就因為剛剛兼併了天下的秦國統治集團，正面臨著一個重大的選擇：是延續周人建立的舊制度，還是堅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建立一個更新的制度？這對於新生的帝國來說，真可謂“生死抉擇”。第一個問題很順利地就得到了解決。秦王嬴政以其成功為“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便從“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號曰皇帝。同時廢除了諡號，自稱“始皇帝”。諡號，就是一個有身份的人死了以後蓋棺論定的稱號，帶有總體評價和歷史結論的意思。這是古禮，嬴政卻宣佈廢除，理由是不能“子議父，臣議君”。不過這一變革後來又被改了回來，自漢代起仍恢復諡號。始皇帝，則是“開始的皇帝”、“第一個皇帝”的意思。這個稱號，倒是保留了，因為嬴政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所以也叫“秦始皇”。秦始皇還規定，皇帝頒佈任命叫做“制”（命曰制），發號施令叫做“詔”（令曰詔），自稱則為“朕”。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誰都可以這麼自稱的。現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獨尊”，天下人便只好“身不由己”。

這些都是秦王嬴政的標新立異。比如命令，三代（夏商周）“同稱為命”，七國（秦齊楚燕趙魏韓）“並稱為令”，秦始皇卻偏要把命和令分開來。後來漢帝國弄得更復雜，分為策、制、詔、敕四種，即“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劉勰《文心雕龍？詔策》）。這也毫不奇怪。新王朝開國時，總是要搞些“新桃換舊符”之類的事情。否則，“名號不更”，何以“稱成功，傳後世”？何況這種更改，也自有它的意義（詳本書第二章）。因此並無爭議。

更名不難改制難。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一個問題：郡縣，還是封建？

什麼叫“郡縣”？什麼叫“封建”？所謂“封建”，即“封國土，建諸侯”，又叫“封土建國”，簡稱“封建”，也叫“分封”。這是西周初年所作的一種政治妥協和政治安排。我們知道，武王伐紂，是聯合了當時所謂“各路諸侯”（實為各部落和部落國家）的。伐紂成功以後，為了犒勞聯軍、酬謝功臣和鞏固政權，便“裂土田而瓜分之”，按大小等級分給諸侯。這就叫“西周封建”。封，就是瓜分土地，並劃定疆域（封國土）。具體地做法，是在國境線上挖溝，再在溝上種樹，叫做“封”。建，就是指派國君，並釐定等級（建諸侯）。具體地說，則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有實惠（土地），建定名分（爵位），於是各得其所，天下太平。當年，周人在奪取了天下後就是這麼做的。殷商在奪取了天下後，據說也是這麼做的。現在，秦人也奪取了天下，丞相王綰等人認為，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