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改變世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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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柯西金又打來電話，要求與周總理通話。外交部蘇歐司答覆說：你們蘇聯黨已變成修正主義了，中蘇兩黨已斷絕關係了，但是你要和周總理談，我將報告總理和我國政府。無奈之下，蘇方改由外交渠道與中方接觸。1969年3月21日晚24時，蘇聯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緊急拜會外交部蘇歐司負責人稱：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受蘇共中央政治局委託，在幾小時前用電話同毛澤東主席聯絡，但中方接電話的工作人員拒絕為他聯絡。蘇方希望儘快與中方領導人取得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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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會談

3月22日凌晨，周總理召集外交部負責人商議對策，決定以備忘錄形式答覆蘇方。備忘錄中說：“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透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絡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你們透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總理在報告中指出，經過與有關同志商定，著即“加強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勞，準備後發制人”。同時商定以備忘錄形式答覆蘇聯臨時代辦，爭取主動。當日，外公在報告上寫下批語：“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外交談判。”中方於深夜23時45分約見蘇聯駐華臨時代辦，向其遞交了此份備忘錄。中蘇衝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1969年9月2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周總理赴越弔唁。蘇聯方面也派出以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越南弔唁，並提出與周總理會晤。9月10日，外公及政治局在蘇方一再提出希望後，派周總理在北京首都機場與其見面，史稱“機場會談”。這是1965年柯西金訪華以來，雙方政府首腦惟一一次接觸。會談雖然沒有重大的成果，但雙方達成了停火、維持現狀的協議。中蘇邊界從此確實安靜了許多。

珍寶島事件驚醒了世界。一個緊隨美國總統身後的人開始對此做出分析，他就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

時年不到40歲的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基辛格是尼克松總統的智囊團成員，他憑藉自己對國際政治的精確分析能力為尼克松進言獻策。在審視地圖後他發現：衝突發生的地點離蘇聯鐵路終點只有幾英里，而離中國的任何一個鐵路終點都有幾百英里。任何一個國家的指揮者都不會選擇這樣不利的地點發動進攻——基辛格的判斷雖與美國官方的“中國好戰”結論相悖，但卻更接近實際。在一個個類似的判斷做出後，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見提升。

外公的預言

1969年，尼克松赴歐亞訪問期間，也在尋找向中國傳話的渠道。他知道中國與巴基斯坦關係友好，於是在與該國總統葉海亞會談時請他給中國領導人捎去口信，表示美國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葉海亞總統隨後約見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轉述了尼克松的口信。大使將此訊息報告國內。為中美之間傳遞資訊的巴基斯坦渠道就此開始形成。巴基斯坦渠道與後來的羅馬尼亞渠道、巴黎渠道，對於開啟中美關係起到了重要作用。

外公的認識則更進一步。海容記得，也是在1969年，有一次外公似乎無意地向她提了一句：“美國可能要派基辛格來中國。”然後，他就繼續埋頭看起了每天那兩大本《參考資料》。

須知，當時基辛格遠沒有像後來那樣蜚聲全球，還只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美國學者。所以，海容並不清楚基辛格是何方神聖，頂多瞭解到他是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更不會想到自己後來會接待此人達9次之多。

事後想來，海容覺得主席一定是根據《參考資料》和其它國際文電綜合考慮後得出的結論，他曾說自己的任務就是研究國際形勢。其實，基辛格對國際局勢的言論早已引起中方關注。查詢後可發現：在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訪中國前，他的名字在《人民日報》共出現27次，在外公每日必看的《參考資料》中出現的頻率想必更多。由此可見，外公把美國特使人選判斷為基辛格，是有資料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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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初露端倪

1958年，外公在接見我駐外大使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國鬧成僵局20年，對我們有利。一定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