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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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維新的倡導與涉及領域同戊戌變法時的維新派全無二樣。如果說有所不同，那就是改革維新的力度、廣度、深度，較戊戌變法時的維新派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不但打了雷，還真正落下了雨點。其原因，正如一位採訪過袁世凱的美國記者所指出的，袁世凱所推動的改革維新不是要“立即引起新舊體制的決定性對抗”，而是“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的改革維新。

這一改革維新的極致，是倡導立憲。袁世凱奏請“考求各國憲法，變通施行”。不久，清廷頒佈上諭，宣佈派遣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軍機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紹英等五大臣攜帶隨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經費難以籌措，袁世凱帶頭認籌，慷慨從直隸拿出白銀十萬兩，並允諾以後每年籌款十萬兩，作為出洋考察經費。又奏請派遣官紳遊歷日本，開啟民智，為將來實行地方自治做相應準備。清廷隨即諭令奉天、直隸同時試辦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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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第一人（4）

然五大臣由北京啟程之時，發生了革命黨人為抵制清廷假新政而製造的爆炸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緩行。一些官員更加感到立憲的必要與緊迫。如端方在致上海報界電中說：“炸藥爆發，奸徒反對憲政，意甚險惡，然益證立憲之不可緩也。”袁世凱卻改變了策略，似乎成了立憲的阻撓者。載澤抵達英國倫敦後，出使英國大臣汪大燮曾問他誰是阻撓立憲之人。載澤憤而作答：“小阻盛宣懷，大阻袁世凱！”袁世凱實際上是在審時度勢、掂量立憲派、革命黨等各方面的力量，他在奏對時的一句話洩漏了天機：可有立憲之實，不可有立憲之名。

五大臣還是分批出洋考察了。考察歸來，五大臣一致奏請實行立憲。袁世凱見實行立憲已成定局，“以為此種好機會，略一佈置，即可成功”，又改消極為空前積極。他向政務處建議：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員均應參議要政，預立上議院基礎；各州、縣有名望的紳商俱應參議地方政務，預立地方自治基礎；預備立憲先在一省試辦，逐漸推廣，並自告奮勇，提出將直隸作為試點之省。他面奏慈禧太后，立憲應先組織內閣，從改革官制入手。他逢人即稱：“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當以死力相爭”！“有敢阻立憲者，即是吳樾”，“即是革命黨”！清廷宣佈“仿行憲政”、設立載澤主持的編制館後，袁世凱將自己的親信孫寶琦、楊士琦、張一膳、金邦平等安插進去分別任編制館提調、起草員，實際控制了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一個多月後，袁世凱等人拿出了初步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設立資政院與責任內閣。關於資政院，袁世凱曾說：

近日民智漸開，收回路礦之公電、告訐督撫之公呈紛紛不絕，若聽其漫無歸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權，時閱數年，政府將應接不暇。

國民義務以納稅為一大宗，現在財政艱難，舉行新政，何一不資民力？若無疏通輿論之地，則抗糧鬧捐之風何自而絕？營業稅、所得稅等法必不能行。

惟專設一輿論總彙之地，非經由資政院者不得上聞……通國之慾言於政府者，移而歸諸資政院，化散為整，化囂為靜；又限制該院只有建言之權，而無強政府施行之權，使資政院當輿論之衝，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氣疏達，亦不致橫決難收，保全甚大。

也就是說，將資政院作為疏瀉輿論的清議機構，一方面使“民氣疏達”、“化囂為靜”、“不致橫決難收”；一方面“無強政府施行之權”，政府仍“得安行其政策”。關於責任內閣，按照袁世凱設計的方案，皇帝釋出諭旨須經內閣副署，不經內閣副署諭旨不發生效力，也就是以責任內閣專制取代昔日的皇帝專制。具體而言，則是由總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職權。而袁世凱的野心和美夢是繼控制京津軍警力量後，進京與慶親王奕劻共同組閣，擁慶親王奕劻做國務總理大臣，自己做副總理大臣，奪取皇權，控制朝政，防止年邁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後，光緒帝對其出賣戊戌維新之舉進行報復。

清末政治體制改革，實質上是一次政治權力的再分配，牽涉到所有政治集團和官員的切身利益。袁世凱的野心和美夢招致了來自各方面的反對。

守舊派以軍機大臣鐵良為代表，表示立憲“非中央集權不可，實行中央集權非剝奪督撫兵權、財權收攬於中央政府則又不可”，“固非不可；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之，其事可言不可行”。

他們認為，立憲將地方督撫原有的兵權、財權收攬於中央政府，說說可以，但就中國當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