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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好，就是李白好，無關於官場。
相反，蘇軾的一生。自嘉祐六年（1061年）其出道，應中制科考試，被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守孝三年後，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任杭州通判；熙寧七年（1074年）任密州（山東諸城）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任徐州知州；元豐二年（1079年）任湖州知州；同年獲罪被貶黃州（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1085年，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杭州知州；元祐六年（1091年），蘇軾被召回朝，元祐七年（1092）二月，蘇軾任潁州太守；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紹聖元年（1094年），蘇軾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徽宗即位後，蘇軾被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於常州。如此種種，李蘇相比，李白是詩人，蘇軾是“官”人。所以，看李白的好壞，是看他的詩文，而看蘇軾的好壞，該看他的官品。蘇軾此人，其一生在為官、求官、做官，所以，蘇軾的主流是官人，而非詩人。看蘇軾的一生，各種頭銜，相當繁複，但去除了不能代表他的意願的副職和虛職外，也就是任湖州知州、杭州知州、揚州知州、定州知州四個實職。而蘇軾在這四州當老大時，從官品上看，他是很不合格的。
蘇軾在湖州知州任內，到任之時，恰逢湖州久旱不雨，後來又久雨不晴。這湖州，乃水鄉。南郊碧浪湖，蓮田芙蕖，蘇軾是累次泛舟，遊賞不厭：“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可就是對水利不放心上：“作堤捍水非吾事，閒送苕溪入太湖”。意思是寧願閒坐著看河水向東流淌，也不願開工水利工程。
蘇軾不願從事水利，因為那是勞力傷財的事，他走捷徑了，聽了佛印神棍的話，對於湖州的先旱後澇，他兩度率領僚屬、百姓，到弁山腳下的黃龍洞祀求黃龍顯靈。這種官，不相信領導，不相信群眾，也違背了儒家不信鬼神的原則，不肯腳踏實地的做些實事，而是燒香拜佛，寄託虛妄；像宋徽宗一樣，汴京被困，不思戰鬥，反去燒香。幸好，此時，還非宋徽宗做大，所以，沒多久，他蘇軾就被朝廷逮進京了。
蘇軾在杭州知州任內，主要政績，也是他一生最能誇口的政績就是疏浚西湖事了，其實其中是做了不少荒唐事。這些，前文已有闡述，這裡就不重複了。
蘇軾1092年在潁州，僅半年，來去匆匆，沒啥政績，推動了潁州西湖的建設，當然也忘不了潁州蘇堤。潁州半年後，蘇軾知揚州了。蘇軾在揚州也僅半年，蘇粉則贊其在揚州時間雖短，但努力革新鼎故，做了幾件深得人心的好事，給揚州留下了歷史文化，並對之後揚州歷史文化的走向和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說蘇軾為民請命，為農民曆年的“積欠”而傷心。
呵呵，蘇軾，有門道，歷年積欠是前任官吏的“積欠”，一，不干我事；二，用你生事。蘇軾一到揚州，就請求朝廷暫時停止催欠，奮筆疾書，寫下了《記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狀文寫好後，他擔心延誤時間，立即命吏卒策馬上路，晝夜兼程，送往京城，當時執政大臣以邊陲用兵，國家財政緊缺為由，不同意免除“積欠”。揚州附近的幾個州瘟疫開始蔓延。有的地方死人不少。蘇軾面對現實，心情越加沉重，他不顧政治上可能帶來的影響，再次上書，他說：臣訪問浙西，飢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為鬼臘。蘇軾這篇《再論積欠六事四事札子》揭露了當時農民生活的悲慘狀況。一直到七月，皇帝詔書終於傳來：“不論新舊，各種積欠一律寬免一年”。蘇軾為民請命終於取得成功。雖說各種積欠並沒有免除，只是放寬期限一年，但老百姓也可以喘一口氣了。蘇粉們說，此訊息在揚州傳開後，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於色。蘇軾也很激動，有詩為證：民營吏無德，歲美天有道，詔書免積欠，父老顏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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