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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熟悉的天空，那騷動不安、不可企及、像阿茲特克的大鍋爐般的天空，在這樣的天空下，我跟所有那些墨西哥詩人和阿圖羅？貝拉諾在一起，在絕對的幸福中感動不已，貝拉諾才十六七歲，我看著他開始成長起來，1973年他決定回祖國參加那場革命。除了他的家人，我是惟一去巴士車站為他送行的人，因為他打算走陸路，那是一次漫長的旅程，極其漫長，充滿了危險，那是所有貧窮的拉美男孩的起程之旅，要穿越這片荒謬的大陸，阿圖羅？貝拉諾從巴士窗戶探出身來向我們揮手告別時，不僅他母親哭了，我也哭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裡睡了，主要是為了陪陪他母親而不是別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走了，儘管除了幾個常去的酒吧和咖啡店我無處可去，可我還是走了。我不喜歡濫用別人的好客。1974年，阿圖羅回來時完全變了一個人。阿連德下臺了，他的義務已盡，或許這是他妹妹告訴我時的說法。阿圖羅盡了他的責任，他的良心，一個年輕拉美男子可怕的良心，這本身無可譴責。9月11日，他以一個志願者的身份出來活動。他在一條荒涼的街上站了荒謬的崗。他夜間出去，目睹了很多事情。幾天後，他在一個邊防檢查站被捕。他們沒有拷打折磨他，但關了好幾天，期間他的表現像個男子漢。墨西哥的朋友們，墨西哥城的夜晚，詩人們的生活在等待著他。可是他回來後早已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他開始跟其他更年輕的人、鼻涕都擦不淨的十六七歲的孩子們出去玩，他遇到了烏里塞斯？利馬（我第一次見到他就發覺這個影響很壞），他開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們，看什麼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剛從地獄回來，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維吉爾本人，這個敏感的孩子，他開始吸大麻煙，那腌臢的毒品，販賣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東西。不過，憑良心說，他跟過去一樣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所以，我們碰到時（純屬偶然，因為我們經常聚會的已經不是同一撥人了），他會說你好嗎，奧克西里奧，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只猴子般四處跳躍，手裡拿一份玉米麵豆卷或者一塊比薩，總是跟那個叫勞拉？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這個女孩漂亮極了，可是心腸卻比一個黑寡婦還黑，跟他經常在一起的還有烏里塞斯？利馬和另外一個智利小男孩費裡佩？穆勒，有時我甚至也跑到他們一夥裡去，但他們說的全是格里格里科［1］Glíglico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在其小說《跳房子》中發明的語言，用來表達一種與外界隔離的感覺。［1］，就像《跳房子》裡的人那樣，你能看得出，他們喜歡我，能看得出他們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們講格里格里科，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憑這點最終還是把我拒之門外。不讓人覺得他們在嘲笑我！他們聽我的！可是我不會講他們的格里格里科，而這些可憐的孩子們又不放棄他們的俚語。那些被人遺棄的可憐的孩子。情況是：沒有人想要他們。或者說誰也不把他們當回事。或者有時你會有這種印象：他們太高估自己了。一天有人對我說：阿圖羅？貝拉諾離開墨西哥了。接著又說：但願這次他不再回來。對此我實在很惱火，因為我一直都愛著他，我沒準還斥責了說這話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關心的是打聽他去哪兒了。然而誰也說不準：說去澳大利亞、歐洲、加拿大，什麼地方的都有。接著我開始想起他來，開始想到他的母親，那麼寬宏大度，開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們在他家做肉餡捲餅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麵條，為了晾乾，我們在廚房、在餐室、在亞伯拉罕？岡薩雷斯大街上的那間小小起居室裡，到處都掛上了麵條。我什麼事都忘不了。他們說這是我的毛病。我是所有墨西哥詩人的母親。1968年，當狂暴的警察和軍人開進大學時，我是惟一堅持到底的人。我獨自一個人待在系裡，關在衛生間裡，長達十天、十五天不吃東西，具體幾天我想不起來了。陪伴我的只有一本佩德羅？加菲亞斯的書和揹包，穿著一件白襯衣和一條皺巴巴的藍裙子，在這個世界上我有的是時間想而又想。可當時我卻無法回想阿圖羅？貝拉諾，因為那時我還不認識他。我心裡對自己說：奧克西里奧，堅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們會把你投進監獄（或許驅逐你回蒙得維的亞，因為你天生永遠收拾不好自己的證件，你這個傻瓜）他們會唾你，會揍你。我已經準備好了要堅持下去。抵抗飢餓和孤獨。我先是坐在馬桶上睡了幾個小時，就是這一切開始時我正坐在上面的那個馬桶，雖然人已極度虛弱，我還是相信它會給我帶來好運，可是睡在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後我索性蜷縮在地板磚上睡。我一個勁地做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