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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來自每月交納的房屋抵押款，擔保人向所有的公司和投資者敞開大門，但在他們籌集到款項前絕對不可能將財產變換成現金。
雖然，這個資本的民主化真正出現爆炸是在80年代。一位才華橫溢、活潑機警但絕對腐敗的操縱低階股票的行家邁克爾·米爾肯，將阻礙資本民主的最後一個柵欄搬開。米爾肯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1970年走上社會時效勞於費城的Drexel佣金公司。當時，沒有一家大銀行和投資公司留心過大量低價出售的“垃圾股”，只有那些曾經營熱門股票但又陷入困境以及從開始就因資金不足沒有什麼業績的公司才炒作那些“垃圾股”。米爾肯認為大銀行的這種行為過於愚昧，他自己對低價股票進行過計算並悄悄地進行學術研究，得出如下結論：那些不考慮投資級別的公司，如果想獲得貸款的話，要比有級別的公司多支付3…10個百分點的利息。但事實上，這些公司走向破產也僅僅比那些經營優績股的公司多付一點點利息，他們的回報率很低。因此，所謂的“垃圾股”實際上是個賺錢的機會，而不必擔什麼風險。如果將許多低價股拼在一起，組成一個基金會，即使它們中某些資金不到位，該基金會的利率仍然可以比經營優績股的公司高出3…4個百分點，而不存在任何風險。正如《金融週刊》1995年3月指出的那樣：米爾肯用他自己的邏輯武裝自己，“在不可置信的世界裡完成了一個艱鉅的任務，即在同樣的投資中，他得到了免費的午餐。”
既然傳統的銀行和投資公司不相信此項業務並繼續採取迴避態度，那麼米爾肯就立即將這些已經存在的降到A級的公司的低價股，轉移到一個完全經營低價股組成的新市場，即由風險公司、虧損公司、新成立的公司、沒有從傳統銀行那裡獲得信譽的、剛出道的承包者既接管他人的公司但又不能透過正常的銀行渠道籌集到必要的資金的金融海盜們組成。由於米爾肯的關係，他也將低價股向互助基金、私人投資機構、養老基金髮行，因為他認識到，這樣他們既可獲得高額回報又可不必承擔較多的風險。這就給了大家一個可購買部分低價股的機會，對小人物來說，以前此類機會可不多。沒過多久，米爾肯的洞察力被廣泛地模仿利用，那些低價股也很快“牛”了起來——成了“高收益證券”——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可參與各種公司投資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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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華爾街在震顫中衰敗（6）
類似的金融民主在國際上也屢見不鮮。數十年來，大銀行將大筆款項借給外國政府、機構
或公司，然後將錢放在他們的賬戶上用等於面值的價格出售股票。比如說，假如你的銀行貸給一個國家或公司1000萬美元，這表示在他們的戶頭上，有1000萬美元必須要完全償還，到期那天也不管這個國家或公司有沒有價值1000萬美元的財產，因為這些錢主要是透過銀行劃撥到他們的賬號上。當一個國家如墨西哥，金融陷入危機時，事實上，1982年它的處境就是這樣的，從國外借貸的大量錢財讓人民黨消耗掉了，銀行承受不了這一壓力。於是墨西哥總統飛到紐約，將12家持有墨西哥主要外債的銀行家召集在一起，實實在在地對他們說：“先生們，我們破產了。你們知道俗話怎麼說的嗎？如果有人欠你1000美元，那是他的問題；如果有人欠你1000萬美元，那就是你的問題了。好啦，我們的事就是你們的問題。我們沒有能力償還債務，因此你們必須處理掉一些呆賬，重為我們提供貸款，擴大信貸。”銀行家們點頭稱是，於是重新談判，延長償還期（通常情況是提高利率）。銀行家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因為墨西哥的問題也是他們的問題，美國銀行家也不希望他們的股票持有者陷入困境，借給墨西哥1000萬美元的貸款是記在他們銀行賬上的，實際上現在是一文不值了，最好的選擇還是抓著墨西哥。因為多數債務是20家銀行的，他們能在一個會議室裡坐下來並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案。
約翰·佩奇是在世界銀行拉美部工作的經濟學家，他向我解釋了這中間的實際操作情況。佩奇講西班牙語，1982年他去墨西哥與墨財政部公眾信用司主任約塞·安格爾·格里亞見面。格里亞在對付外國銀行家方面有個傳奇故事——從紐約的大銀行家到得克薩斯西部的小錢莊老闆——他都能從他們那裡為墨西哥政府申請到貸款。
“一天我到格里亞辦公室，我們都講西班牙語，突然電話響了，”佩奇回憶道，“這是得克薩斯一家小銀行的老闆打來的，格里亞曾說服他給墨西哥政府提供過一些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