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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制定的，70年代初期失去控制，這些我們現在可能都記不清了。但在1970年前，日本、墨西哥和歐洲的投資者想買美國的證券或債券並非易事，同樣，美國人在這些國家購買也是困難重重。但是當固定匯率制和流動資本控制開始鬆動，發達國家逐漸將他們的資本市場民主化，向任何希望參與遊戲的外國投資者開放，而後某些發展中國家也緊隨其後。
很快，各種產品都是可用的：墨西哥債券、黎巴嫩債券、土耳其債券、俄羅斯債券、德國債券、法國債券。你可盡情選擇，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越來越多的個體投資者將他們的資金在高水平競爭的全球互助基金裡調出調進；同樣地，越來越多的基金管理者也不斷地在國家與公司之間來回撥動資金，並希望得到較高的穩固的回報。每個基金都想擊敗其他對手以獲得更多的資金，由於資本民主化，我們正從一個由少數幾個銀行家控制著少數幾個國家優秀債券的世界，走向一個由許多銀行家控制著許多國家優秀債券的世界，再走向一個由某些富裕的個人或銀行家控制著許多國家的優秀債券的世界；而最終，來到今天這樣一個由許多個人透過養老基金和互助基金控制許多國家的優秀債券的世界。
第四章華爾街在震顫中衰敗（8）
在美國，大量低價股資金在公司名稱更換過程中都起了促進繁榮的作用，注意到這點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在該領域，那些小人物，以前從沒機會在如此賺錢的場合搏一搏，現在突然可以透過他們的養老基金和互助基金去碰碰運氣。雖然，公司在倒手過程中使得許多公司經理被嚴格審查，特別是那些經營不善的公司經理，這一過程也促使了美國在80年代對經濟進行了結構調整，為美國比世界其他主要大國更好地進入全球化時代做好了準備。許多公司的改革都卓有成效，但其中某些卻被淘汰出局。
日本國內有如此多的落後公司，以至於佔去太多的資金，其主要理由是，這些公司都還沒有實行民主化。日本的大銀行壟斷了全國資金，使一些新的暴發戶籌集現金非常困難，透過採取強行吞併的方式獲得資金也非易事。如果銀行向公司注入資金，那麼公司發生橫向聯絡，而並不顧及其危險和競爭。於是就用讓人皺眉的文化上的理由來進行強行吞併，因為那麼多銀行董事會和合作董事會相互之間都欠三角債。更有甚者，日本工人沒有選擇或控制他們的養老基金權力，他們不能將屬於他們的資金調來調去，因此，要日本地方公司、互助基金和養老基金執行更高的全球標準的壓力是有限的。那就是為什麼日本的經濟總是平平淡淡，日本也就成了一個對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論方式面前沒有效力的國家。日本的資金如此隨便劃撥，以至於在80年代後期產生巨大的泡沫經濟，國內大批效率低下的工廠只能勉強維持生存。
到2000年，日本開放國內金融服務業，美國公司如通用電氣公司，資本獲准進入日本，此種狀況才開始改觀。外國競爭者迫使日本銀行對外貸款行為的規範化，產生的後果是，日本公司也成了更有效益的生產者。在日本，對資本使用越理性化，就會有更多的可用資本投入，也會有更多的投資者參與競爭。通用電氣公司下屬的湖人公司，於90年代後期在日本開設“自動貸款亭”，只要你走出家門，出示你的駕駛執照或某種能辨別你身份的證件，一張由你簽名的自動貸款合同書立即就出來了，一小時內你就能得到貸款。資本民主帶來的效率如何？透過上述論述已經非常清楚了。
資訊民主化
約翰·伯恩斯是《紐約時報》90年代後期駐新德里的首席記者，1998年夏天我去訪問他時，正值世界盃足球賽鏖戰之際，伯恩斯希望透過電視跟蹤比賽情況。一天早晨他給我講了下面一個故事：“我們屋頂有4個衛星天線（在新德里的家），《紐約時報》每年為此要付出數千美元，就如我們在此地經營一個衛星連結站一樣。可是，讓我討厭的是，即使用這些天線我也找不到轉播世界盃的印度電影片道。由於天氣干擾的緣故，我還需要不時地對它進行調整，需要人斷斷續續對它進行調整。早飯後我就不停地向廚師阿卜杜爾·圖希德抱怨，阿卜杜爾71歲了，是英軍駐印度最後一任司令的擦鞋匠的兒子。他對我說，‘我不知道你在煩什麼，我的電視機能收到所有頻道，你所用的衛星天線在浪費你的時間和金錢。到我的陋室瞧瞧。’他和他妻子住在我們房子後面的小棚子裡。於是我到他家裡去，他妻子正在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臺節目。我對阿卜杜爾說，‘她在幹什麼？她又不會講英語。’他對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