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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1883年5月在香港出版，被稱為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
簡短的結論：宋徽宗時代，是一個政治黑暗、內外交困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水滸傳》所應該反映的，是人民生活的疾苦、百姓和政府尖銳的矛盾、愛國志士踴躍參加抗金斗爭等等。但是施耐庵在《水滸傳》中所描寫的社會面貌，雖然也有高俅、蔡京等貪官的種種劣跡，對照那個時代，所反映的還很不全面，很不深入。特別是寫到宋金邊界和金國版圖內的漢人處境和生活，幾乎連一點兒“異族壓迫”也沒有涉及。宋江投降以後，所寫的“徵遼”，沒有歷史事實作為依據，所謂的“大獲全勝”，完全是空穴來風，缺乏現實意義。（徽宗時雖然也有過“徵遼”之舉，但統兵將領是童貫、蔡攸等人，而且屢戰屢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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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滸傳》的地理背景（1）
今天的人，即便沒有讀過《水滸傳》，也大都知道梁山和梁山泊在什麼地方。但是倒退幾百年、一千年，不但宋代人大都不知道梁山和梁山泊，就是明清時代，就是讀過《水滸傳》以後，也還是有許多人不知道梁山和梁山泊在什麼地方，或者懷疑《水滸傳》所說的梁山和梁山泊在山東。
例如邱煒萲①，就在《客雲廬小說話》卷一《菽園贅談·梁山泊辨》中說：
① 邱煒萲（1874…1941），號菽園居士，嘯虹生，福建海澄人。光緒十九年（1893）十九歲即考中舉人，曾參與“公車上書”，是康有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