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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寫小說可以虛構,《水滸傳》中甚至虛構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呼風喚雨、妖魔鬼怪和九天玄女贈送天書之類的情節,但是地理性錯誤卻不能允許,只能說是作者的地理知識貧乏,屬於小說的“硬傷”。
這裡,還要特別指出:《水滸傳》中的地理性錯誤,只錯在北方地區,到了後面,宋江大軍一開到浙江去“徵方臘”,據我高中時代的同學、浙江水滸學會會長、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對浙江的地理環境特別是杭州地區的地理描述,小到一個村莊、橋樑、山頭、廟宇,都具體、詳細而準確,真是熟之又熟,一點兒錯誤也沒有。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說明《水滸傳》的作者或編撰者根本沒有到過北方,是個南方人,而且就是杭州人!——這身份,與施耐庵、羅貫中完全符合。他們寫北方的故事,只是根據話本照抄,以訛傳訛也無可奈何(當時沒有現在這樣詳細的普及版地圖),只有寫到浙江,方才發揮了“本地人”的優勢,把地名都“落實”到具體的地方了。
除了地理方面的錯誤之外,氣候方面的錯誤也不少。下面也隨便舉兩個例子:
“風雪山神廟”之後,那雪依舊紛紛揚揚地下得緊,可是林沖在嚴冬歲末走了十來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遙天”,他也還能夠坐著小嘍囉劃的船上了梁山。不但這一年梁山泊湖水沒有結冰,整部《水滸傳》,梁山泊就從來沒有結過冰!這對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華北來說,簡直就是亙古奇蹟!——更何況滄州是一片平原,根本就沒有山,哪裡來的“山神廟”?
再例如呼延灼用鐵甲連環馬進攻梁山泊的時間,也正值冬令,先不說這種連環馬根本就不可能上戰場(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著走),就那冰封的湖面,任何馬匹都無法奔跑,都要滑倒,哪兒還用得著徐寧的鉤鐮槍?
有人從語言方面分析,認為《水滸傳》中使用了大量山東、河南方言,據此而否定了《水滸傳》是身居錢塘的施耐庵或羅貫中編寫的說法。其實《水滸傳》中同時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薦、桶盤、做人家、做羹飯”之類,何況水滸故事的來源是宋元話本,而話本的主要流行地區是河南、河北、山東,話本所使用的文學語言是當時的“官話”,也就是“首都語言”——開封方言。因此,《水滸傳》中出現中原方言,不足為怪。有許多河南、山東方言語詞,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話本底稿的。
六、《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7)
至於施耐庵為什麼要把宋江這個“造反英雄”寫成一個滿口“忠義”的卑鄙小人兼投降派,下面再說。
簡短的結論:綜合諸多材料來進行分析,《水滸傳》並非成於一時,也不是作於一人之手;從宋代到元明清,歷代都有許多俗文學家對這部小說進行過增潤修飾,所以不同的版本頗多,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個進行編纂加工的“總其成者”,貢獻最大。從內容分析,歷史、地理、氣候方面的錯誤較多,不像熟悉歷史、地理的羅貫中曾經參與編寫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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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滸傳》的兩種意義(1)
《水滸傳》多年來被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造反派”所喜愛,卻被封建統治者所痛惡,這與它的積極主題分不開。這個積極的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個字。此外,小說中所寫的殺人放火,儘管有許多場合都是非正義的,甚至是無緣無故的,但在被壓迫、被壓抑的草根百姓中,卻能引起一種“宣洩”的快感。這是《水滸傳》能夠在“草民”中受歡迎的次要因素。
作品中所寫皇帝的昏聵,破落戶子弟高俅的“發跡”,蔡京、童貫的狼狽為奸,貪官汙吏和土豪劣紳的無惡不作(儘管有許多土豪惡霸在為非作歹 之後走投無路,也成了反上梁山的“好漢”),把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級的腐朽暴露無遺地展現了出來。形象地說明了:激烈的階級矛盾,人們被逼走投無路,是老百姓要上山做強盜、要起來造反的根本原因。
殺貪官,老百姓絕對高興,當然擁護;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驚,肯定要鎮壓。
《水滸傳》就是一部描寫老百姓怎麼變成土匪強盜的書;從實質上說,就是一部號召人民起來反抗貪官、反抗朝廷的書。它的前半本,透過各種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維來說明以宋徽宗趙佶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為代表的官僚是多麼的昏庸和可惡,特別是形象地透過林沖和解珍、解寶如何被誣陷迫害的生動故事指明瞭老百姓要想活命就只能上山當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