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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來，內容也從“病重”變成了“病危”。但指導員有意考驗他耐心似的，仍不緊不則的與他“推太極”。終於有一在，電報內容成了“病故”，趙連文已哭得泣不成聲，指導員似乎還不相信。直到趙連文父親單位的電話打到了團裡，指導員這才准假。
所以，當馮援朝拿著電報，惴惴不安地去找指導員時，已做好了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只不知指導員的第一反應會是什麼。
“哦，家裡來電報了？”
指導員接過他雙手遞上的電報，讓他坐下。然後對著那行簡短的電文端詳了良久，似乎想從中嗅出點什麼。
“你父親今年多大年紀？”
“六十八歲。”
“嗯？怎麼會這麼老？“指導員有點吃驚。
”哦，我父親1938年參加革命，解放後才結的婚，所以整整大我五十歲。
“你母親呢？”
“我母親已病故六年了。”
“那你家裡還有誰？”
“一個姐姐，上山下鄉。還有弟弟妹妹，正在上學。”
“原來是這樣。”指導員沉默了。
過了許久，才聽指導員說：“你先回去吧，等我們研究研究。”
儘管思想有準備，可馮援朝仍很失望。當他邁出連部的那一剎那，才猛然省悟到：持久戰開始了。
等待的日子令人心焦，可日子仍如穿梭般飛逝流過。家裡仍不時有電報來，馮援朝也一次次往指導員那兒跑。從弟弟的來信中，他得知父親半年內已動了兩次大手術，但癌腫已擴散，恐怕日子不多了。讀著年僅十五歲，卻已是成熟筆調和語氣的弟弟來信，想象著年老體衰且遍身彈痕的臥床父親，馮援朝心如刀攪。那些日子，他不知往家裡寫了多少封信，安慰父親，叮囑弟弟，還把一年多來積攢的一百元錢寄回家裡——每月二十八元的工資，扣除十五元伙食費，僅剩十三元。再減去每月必須的牙膏、肥皂等零用錢，一年能攢下的，也只有這麼多了。
不知不覺，一九七二年的春節，就在這焦慮不安的等待中過去了。這期間，連長夫人從西安趕到陝南來探親。連長夫人很賢慧，到連隊後，就讓連長去倉庫借了臺縫紉機，每天為二連的學兵們縫補衣服。從早忙到晚，幾乎沒有空閒過。人長得漂亮，又很和氣，學兵們都愛拿著破衣服，往她住的那間小招待所裡跑。有稱嫂子的，有喊阿姨的。她對這些亂七八糟的稱呼也不在乎。連長這些天可謂是滿面春風，脾氣出奇地好。
這情景對指導員肯定也有觸動。一次，馮援朝拿著電報，又一次找指導員請假時，聊著聊著，不知怎麼的，聊起了指導員的孩子。
“指導員，你的孩子多大了？”
“哦，五歲了，是個兒子。”
一提到兒子，指導員的目光，一下子變得格外慈祥，似陷入了無限的沉思遐想。
“嘿！兒子就是兒子。你知道嗎？男孩從小就愛玩土，和女孩就是不一樣。當然了，我家住在農村，不像城裡，有幼兒園、有玩具，他在家裡只能玩土。可別小看了泥土，也能玩出不少花樣，像我小的時候，最愛玩摔泥盆。用水把乾土和成泥——找不到水時，就撒泡尿來和泥，所以我們那裡常用‘玩尿泥’這個詞來形容小孩子——用泥捏成一個瓦盆狀，口朝下，往地上摔。只聽“叭”的一聲響，泥盆底就震開一個大裂口。男孩們就常在一起比，看誰摔的泥盆底的裂口大。嘿嘿！唉，我來三線時，兒子才三歲半，那時他還不會玩摔泥盆，只知扒土，每天弄得像個小泥人。轉眼分別一年半了，也不知他如今會玩泥盆不。”
援朝首次發現，指導員還頗有人情味。他不禁又問了句：“嫂子呢？”
“哦，你說孩子他媽？唉！不容易啊！”
指導員從一種遐思，又沉緬於另一種遐思中。“像我，就是俗 話說的那種‘一頭沉’幹部。常年在外工作，一年，甚至幾年才能回一次家。在家的時間很短，什麼忙也幫不上，所以家裡的大事小事全靠她。操持家務不算，還要在生產隊下地幹活掙工分。你想想，農活哪有輕鬆的？要是遇上孩子生病或她自己生病，就更可憐。誰來照顧她？不僅無人照顧她，她還得帶病照管全家。唉！村裡人還羨慕她找了個城裡的幹部，找個幹部有什麼用？我每月五十八塊五的工資，除去自己的伙食和另用，寄回家的，我看也僅夠年終生產隊決算時，付給生產隊的口糧錢。否則，以她一個女勞力在生產隊掙的工分，連全家一年的口糧也領不回家。唉！不能提。一提起家裡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