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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評級機構常常是美國一套標準，其他國家另一套標準，評級結果是否客觀令人生疑。以最能說明問題的主權評級為例，中國經濟多年來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和良好的發展預期，但直到2003年年底，標普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處於“適宜投資”的最低限——BBB級，很多國際著名的投資機構都認為標普的這一評級“保守得有些可笑”。這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中國的投資環境，而且造成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濟損失——因為此中資機構與企業在境外融資時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時期無論國內經濟怎樣變動，美國的主權評級始終長期處於AAA—AA級，被認為基本沒有風險。這樣的評級結果很難讓人對其客觀性給予信賴。
其次，評級機構畢竟是市場中的私人微觀機構，盈利是評級機構的最終目的，評級業的收入依賴使得其獨立性遭到質疑。現實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中，一些對高風險次級債金融產品進行信用評級的工作人員，會直接參與到評級費用的商談之中，這些評級費用又由承銷商支付。由於得到較高的信用評級將有利於債券的銷售，因此，當越來越多的承銷商願意支付更高評級費用的時候，信用評級機構也許很難保持絕對的中立性。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金融危機解讀之一（11）
歷史上，美國評級機構的失信案例層出不窮。1992年，加利福尼亞州保險司長曾控訴標普及穆迪，聲稱由於他們給予之前倒閉的Executive Life保險公司不實且過高的評級，給投資人帶來鉅額損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標普未能對該郡所投資的基金風險進行恰當評估，以致擴大舉債終至破產；2001年安然等一連串大公司出現財務欺詐醜聞，評級機構同樣未能發出預警。在安然案件進行的庭審上，當年為安然公司進行評級的評級師承認，他“沒有認真讀過安然的財務報告”，這樣的供詞使出於信賴而參考評級結果的投資者心頭一涼。如果評級人員連被評公司的財務報表都沒研究過，那原本屬於這些重要的財務資訊的影響權重又是怎樣被隨意篡改或者編造的呢？
再次，由於現實三大評級機構的壟斷局面，評級業的公正與否難以辨別。正如前面所提到過的，壟斷並不是這三大評級機構刻意為之，但是，壟斷一旦形成，這三大評級機構的公正性就很難保證。目前的狀態是：由於政府對這三家評級機構的大力支援，他們既有的市場地位難以撼動；多年以來，他們與被評物件尤其是發放高風險次級債金融產品公司間的業務往來日益穩定，相互間的瞭解也不斷加深。市場地位越安全，意味著即使評級機構出了錯，他們道個歉，進行一番辯駁，也可以毫不影響地繼續賺他們的錢；被評公司與評級機構越相互瞭解，他們之間的利益輸送及合夥欺詐就越有可能發生，評級公司可能對被評物件的一些情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被評公司摸清了評級的套路，也能夠“發明”更多的應付評級的對策。這樣的評級，又何談公正呢？
最後，歷史上評級業的多次“滯後反應”以及“落井下石”的“重大失職”表明，評級機構所謂的“專業性”還沒有得到實踐的檢驗，所標榜的“預警風險”的功能也與事實相悖。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醞釀之時，三大公司未能發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機爆發後，慌張應對，降級過激，加劇市場恐慌。1996 年9 月，穆迪與標普分別給韓國開發銀行的長期債信評級為“A1”及“A＋”，均屬於投資等級；韓國危機發生後，急速降至為“Ba1”及“B＋”，已屬垃圾等級。1997年7月，泰銖發生危機，穆迪與標普仍給泰國政府公債“A”級，直到10 月才加以調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與2000 年土耳其金融危機，三大公司都未能預測危機的到來，直到危機已經成型，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
信用評級的方法
雖然頻遭質疑，評級機構給出的評級卻絕不可能是完全的主觀臆斷。近百年來信用評級業的發展，是伴隨著評級方法的不斷發展而實現的，而令人信服的評級方法，也是各信用評級機構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