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格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調查方法以及插話評論中已經很有信心他會支援我們這些專業教師的。這場爭論，如果不用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強制辦法，而允許公平辯論、尊重科學、以理服人的話，我們肯定是會勝利的。而8341軍宣隊之註定要失敗是因為他們先天就不足，他們既不懂外語，又不懂教學，他們怎麼可能講究科學性？自從“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讓他們到地方去參與“支左”之後，他們依仗著來自毛主席身邊的警衛隊的光彩照人的旗幟，所到之處，一片稱頌，一片讚揚，一片俯首聽命，因為他們代表毛主席！從而又使他們滋長了驕傲的情緒，聽不得不同意見。
8341軍宣隊在外國語學院做過很多好事。只是在教改這個問題上，他們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科學領域。他們受著那時代的侷限，不可能認為在教改問題上他們也應當虛心向知識分子請教。結果把一個學校的問題推到了周總理的面前，由他來作裁決。
周總理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的表態是非常鮮明的。可惜我已找不到當年的記錄，但他大致的意見是外語教學要遵循客觀的規律，學習外語必須從語音、語法、詞彙這三個語言要素出發，科學地編寫教材，循序前進。周總理還強調了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說8341軍宣隊應當團結知識分子，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而不是排斥他們，動輒就說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會上，8341軍宣隊也承認了他們工作中的缺點，表示回沙洋後一定把教改搞好。我們在北京又開了幾天會才分頭回湖北沙洋。
周總理在會議結束後單獨與我談了一會兒話。他關切地問我父親身體如何，家裡安排好沒有。我說一切都安排好了，請他放心。父親已請人照顧，女兒也已由8341駐外國語學院軍宣隊幫忙轉入了學院附校，可以住宿。周總理又問我是否還想回沙洋。他說我也可以不回去了，教改的事思想統一了就交給他們去辦吧，我可以去外交部報到。我說我還是願意回沙洋幹校。主席給了我外語教改的任務，我還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廢。周總理也就同意了。
我在這年的11月底最後一次回到沙洋幹校。那時湖北的氣候已經很涼，轉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雖然沒有大的爭論，但進展仍不盡如人意。8341軍宣隊的領導心裡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爭論比較劇烈時，他們派來替代孫澤福的第一把手對著我氣沖沖地說：“你還可以去告我們狀嘛，大不了把周總理請到沙洋來，我們列隊歡迎！”我無言以對，也不懂為什麼我們都出於一個目的想使外語教學開始一個新階段，卻如此計較個人意見得失而耿耿於懷。我明白了我自己過於認真，而許多事是那個時代的烙印，非我能力所及，因此後來在許多事情上，我也就得過且過，儘量求個妥協了。所以我在沙洋的最後一段兩三個月的時間倒是很悠閒超脫。到了3月下旬，8341軍宣隊政委張隨之通知我，他們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回北京，正式調離外國語學院，到外交部報到。
我的沙洋生活就這樣匆匆地開始，又匆匆地結束了。
告別校園（1）
1971年3月下旬，8341軍宣隊政委張隨之通知我到外交部報到。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因為我的教改任務尚未完成。
我離開外國語學院是毛主席的決定，任何人也無法違抗。這個決定還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見。我在《憶主席》這篇文章中講到，在毛主席同我談完教改之後，他突然轉換話題對我說：“教學改革就這樣辦，你去告訴楊德中同志和周總理，具體事由你們去辦。我還有一個建議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語教改之後就不要呆在學校了。中國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這位女同志蠻不簡單，能說還能寫。你還很有點勇氣，你給我的信我都看了，寫得不錯，有說服力。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報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訴外交部。”我在文中還寫到我當時的感受：我聽了主席的建議後愣在沙發裡了！我那時心裡唯一的奢望就是等這場“革命”結束之後回到我的講臺上去，外交這個大舞臺從未在我腦子裡出現過。但是既然主席說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從。何況我還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後的事以後再說，這也叫“明日憂來明日愁”吧！所以當張隨之政委通知我時，我知道這一天終於到了。宣佈完畢後，他說：“祝賀你參加外交戰線。”但我卻高興不起來，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歲進入這所外國語學院之後，現在第二個十八年又過去了，我從沒有離開過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