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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時軍宣隊安排我住在總部所在的一大隊的一間小房間裡。這無疑是十分特殊的優待。總部離開英語系所在的二大隊走路還要大約半個小時。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結構，旁邊的一大間是辦公室。左邊的兩間也被用來作了教改辦公室。對面有一道溝，過了溝是東歐語系的住地，所以那時我很難得見到英語系的同事，倒常常見到德語系的李肇礎、殷桐生這些“戰友”。
我的小屋簡陋得不能再簡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牆。一扇門，一扇門邊的窗。屋裡只有一張小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那時正值7月酷暑，這小屋像一個悶罐，溫度起碼三十七度以上。周圍宿舍的教師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裡。即使這樣，也要到午夜之後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裡去睡，只好大半個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從北京帶了防蚊子叮的藥水。
但最糟糕的還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頂漏雨不說，由於沒有什麼排水設施，院裡的水開始灌進屋裡，最後放在地上的臉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點被淹了。整個大隊只有總部那一排房子是磚瓦房，而且有臺階，比較高，不怕水淹。孫澤福政委派警衛員把我接到了他的住處外的辦公室才解了我的圍。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間的泥地溼透溼透，踩下去一個個腳印。人就睡在這滿是潮氣的房間裡，這日子也就過來了。
外語教學改革就在這樣的幹校開始了。軍宣隊成立了一個教改領導小組，組長是留下來的一位原海軍軍宣隊的王政委。他倒是一個好人，不過8341軍宣隊進院後，原海軍軍宣隊也就沒有權了，凡事都由8341軍宣隊的領導決定。我被任命為副組長。各個系也派了代表參加。
秀才與大兵（3）
記得我們開了許多會統一思想。進入8月份時，教材組就開始編寫新教材了。我和8341軍宣隊關係的危機也開始了。
為了保證黨的領導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編教材都要經過8341軍宣隊審定。而8341軍宣隊的領導又沒有一個人懂外語。於是，只能把編出的教材全部翻譯成漢語送審。
第一批送審的教材就出了問題。孫澤福等8341軍宣隊的領導把我找去說要討論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問題。他們一開始就講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須體現“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體現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等等的大道理。
然後，他們指出這批新編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階級性都非常薄弱，應當加強認識，統一思想後再重新編。
我請他們舉出具體例項。他們說：“譬如說有一課是講家庭成員，其中介紹了‘這是我父親’，‘那是我母親’，還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階級性的，革命的戰士有父母，反動派也有。你們只講父母兄弟，這不是模糊了人的階級性嗎？”我問他們如何突出這個階級性。他們說：“你們至少應當說明：我的父親是工人，或者我的母親是農民。”我說這是編新生的教材，而且未來這批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沒有任何外語基礎，我們必須合理控制詞彙量。我可以考慮他們的意見，但編教材首先要考慮的是外語教學的科學性。
8341軍宣隊很不以為然，接著又指出我們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內容。他們說，孤立地教給學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麼，這是完全抹殺了政治思想內容，至少要說譬如“晚飯後，我們開展談心活動，互相幫助”。
更無法接受的是，他們要求在三餐內容中刪去麵包、黃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現。他們說，這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不能編入教材。
這種討論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違背外語教學的科學性。我試圖向他們解釋初學者的詞彙量的問題，也試圖說服他們在西方國家，資本家主食吃麵包、黃油，工人、農民吃的也是麵包、黃油，這裡沒有什麼階級性，甚至語言本身，斯大林也說過是沒有階級性的。這就更炸開鍋了。在那個年代，誰敢說有什麼事是沒有階級性的？！8341軍宣隊堅持新生上的第一課應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他們說：“就這麼幾個字怎麼會學不會？”
教材問題還未解決，很快又出了校舍問題。當時在去幹校前，先遣的基建隊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辦公室。此時要在全國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學生都要在沙洋幹校上課，教室問題是當務之急。我提出來做個計劃，立即建造一批簡易的教室。沒想到這個提議又遭來反對。軍宣隊說：“要發揚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