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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不久，陳病復發，1972年1月6日去世。”
後來，大約1981年時，南京軍區寫作組撰寫《陳毅傳》時，其中外交分卷“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魯（陳毅同志的幼子）帶寫作組訪問冠華的材料。冠華說：“我能為這本傳出點力，也是為陳老總最後作點貢獻。”
陳毅同志的孩子中昊蘇最長，我想他較多知道他父親與冠華的不尋常友誼，因此囑咐妹妹從軍代表他送冠華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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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浦江畔的追思（1）
三天後的10月29日，我去八寶山領回冠華的骨灰。奇怪的是那天不僅陰雨而且颳風。我把冠華的骨灰安放在我的臥室裡，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的黑色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聰設計，苗子寫字：一面是“冠華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訂做這個骨灰盒時，大理石廠的領導得知是為冠華做的，破例為他特殊加工趕製。工人們聽說後自願三班倒。我送去夜餐，車間主任說：“你不必客氣。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喬部長，他為國家做了這麼多貢獻，這一點是我們應當做的。”最後付款時，工廠不肯收描字所花的金箔的錢，廠長說：“這一點金箔是我們大理石廠全體工人對喬冠華同志的一點心意，感謝他為國增光，人民會記住他的。”當時我感動得淚如泉湧。幾年來，這樣動人的事一再湧現在我所到之處。感觸之餘，我更理解冠華深信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時，似乎一切都已結束。所有的矛盾隨著冠華的化為縷縷青煙似乎也畫上了休止號。當我一週後踏上南去的列車離開北京時，除了陪伴冠華到最後的司機張鳳午之外，大概沒有一個人還記得我要走了，因此也沒有一個人來送我。當老張對此表示憤慨時，我不過悽清地一笑，我說：“大概這就是世態炎涼吧！”
我當時離開北京是因為心力交瘁，也因為這院子引起的種種懷念使我神經幾近崩潰。我去上海是因為沒有別處可去，也因為那裡是我生命的起點，我要回到黃浦江畔去追思那過去的歲月，尋找我後半生的起點。
那年的上海冬天又陰又冷。我無數次在濛濛細雨中、悽苦的寒風中徘徊在外灘的江岸，一遍又一遍地重溫我和冠華共同生活的短暫十年。
二、相識相知
小店偶遇
我第一次見到冠華是在“文化大革命”處於高潮時的1967年4月或5月，地點是在我家衚衕斜對過的一家小文具店。冠華當時住在報房衚衕，離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時我在北京外語學院經過了一番批判鬥爭之後，適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們這些“黑幫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學校兩派群眾組織的派仗圍繞著外事口的鬥爭：“造反團”堅決要打倒“陳、姬、喬”（陳毅、姬鵬飛、喬冠華），另一派“紅旗大隊”則主張對陳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張打倒姬、喬。我們這些“老保們”自然是擁護“紅旗”的主張。校園內兩派的高音喇叭圍繞“陳、姬、喬”問題天天從早到晚地爭論、對罵不休，而爭論雙方的絕大多數人卻從未見過這三位有爭議人物的廬山真面目。就在這喧囂一時的派仗高潮時，我在一個星期日上午走進那家小文具店。我正瀏覽著當時少得可憐的文具時，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削修長的身影。我轉頭看這個顧客，他戴眼鏡，神態嚴峻，我覺得他帶著一種捍衛自己尊嚴的高傲氣質。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幾眼，而他卻目不斜視，進門就說買寫大字報的紙，買完就出了店門。當時我直覺地感到這個人是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剛走出店門，店裡的兩個售貨員就交頭接耳起來：
“你認識他是誰嗎？”
“不認識。”
“嗨，就是外交部的喬冠華！造反派貼了他好多大字報，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來這就是我們要力保的“陳、姬、喬”之一的喬冠華！從他那種氣質看，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也是個很典型的知識分子。我模糊地覺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幹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個學者。也許是當時的印象很獨特，因此多少年過去了，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卻始終留在我腦海裡。後來，我把這首次印象告訴冠華。他大笑，說那是他蒙難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寫“思想彙報”。貼“檢討”的大字報紙還要自己買。我說這大概是一種心靈的感應，使我注意到他。他開玩笑說那是月下老人牽的第一條紅線，不過夠不上“有緣千里來相會”，史家衚衕和報房衚衕連一里路都不到。然後，他很認真地說：“不過要是無緣，多少人近在咫尺終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