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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派爭鬥的時候，我也不是什麼主要人物。因為我當時很微不足道，本來兩派鬥爭也不應當把我捲入。沒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隊、軍宣隊進校之後，我和我的朋友們又一次被打成了“敵人”，而且來勢非常猛。吳璞之死給我刺激很大，朋友們一個個落難使我內心的憤慨越來越超過了恐懼，使我難以抑制。此時，那種“文化大革命”初期時的惶恐已經減少了一些，頭腦比那時要清晰一些。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站出來為我們自己爭得公道和正義、人格與尊嚴，我們就只能被欺壓、蹂躪，甚至喪失我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恰恰在此時，學校軍宣隊的頭頭不知從哪裡聽說了我的父親與毛主席有交情，我曾經教過毛主席讀英語。軍宣隊畢竟不是初出茅廬的衝動的學生造反派，什麼都不在話下。他們大概怕在對待我的問題上出差錯，所以有一天海軍軍宣隊的英語系支隊長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處於半隔離狀況中的我請到了他的辦公室，並直截了當地問我是否真的教過毛主席英語。我說確有其事。他說能否讓他看看有關材料，於是我獲准回家取“證明”。我給這位支隊長看了毛主席1964年給父親的信，其中最後說：“含之同志身體可好？望她努力奮鬥，有所益進。”我還給他看了毛主席學英語時用的大字印刷體的“###”英語翻譯本。支隊長表現出對毛主席十分的虔誠和對我的羨慕。此後，我的處境略有改善，但學校總的形勢並無大變化。軍宣隊的這個舉動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來說話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迫害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決定再次上書毛主席，反映外國語學院的情況。我私下與青年教師、我的鄰居張幼雲商量，她說她贊成給毛主席寫信，並表示可以和我一起簽名。就這樣，我們寫出了給毛主席的“告狀信”，信中講述了軍宣隊、工宣隊在外國語學院包庇“極左”勢力，迫害幹部、教師的情況，請求毛主席派人調查外院情況。
逼上梁山（2）
我就是在這樣無奈的情況下走上了“為民請願”的這條我本不願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闖勁下的決定。而上了梁山要下來卻又難了。形勢的發展不允許我退縮。我只能順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們的信，並且作了指示。軍宣隊沒有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但後來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於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軍宣隊的大會議室去見當時北京新市委的書記丁國鈺同志。他見我進去，很熱情地與我握手，並說他來之前以為章含之是個男同志，沒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時候我一肚子怨氣，真想對他說：“不見得吧！你來之前一定做過詳盡調查，軍宣隊也一定向你作了彙報，你不會連是男是女都沒有弄清就找我談話吧！”不過，我還是剋制了自己，客氣地與他寒暄。丁國鈺同志倒是個爽快人，知道我給主席寫了信，他說根據毛主席批示，他來聽取我的意見。我向他大概重複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見：學校軍、工宣隊支一派，打一派，保護“極左”的勢力包括公開在天安門張貼“打倒周恩來”大字報的組織，而打擊迫害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反對打倒陳毅同志、反對全盤否定十七年成績的革命幹部、教師和群眾。
這次會見後，我期待著學校形勢有些重大變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變化是我自己得到了優待，不僅全面恢復了人身自由，還在1969年黨的“九大”開幕前被派去參加“九大”報告的翻譯班子。那時候，這是件極為光榮的事，只有政治上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進入這個班子。我奉命到新華社報到，所有的專家和一般翻譯都集中在一個從前的外國專家院子裡。“文革”期間，大部分外國專家被趕走了或嚇跑了，剩下的幾個外國老共產黨員被關起來了，就像外國語學院的英國老專家柯魯克夫婦。新華社的專家院也空了。翻譯班子集中之後，向我們宣佈的紀律十分嚴厲。為了保密，我們不僅不準回家，連打電話都不允許。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們徹底地與世隔絕。工作非常緊張，尤其到開幕前夕必須定稿時，有幾天，全體人員加班加點，幾乎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
我當時真是很高興能參加“九大”的翻譯工作，因為這不僅是在政治上表明瞭徹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後，我又接觸了我很喜愛的英語。生活似乎又有了轉機！
然而，這種喜悅隨著“九大”結束，我回到學校時又很快地消失了。當我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當我看到與我一起落難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謂的審查，當我看到他們黯淡的眼光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