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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先進的醫療手段已經無法抑制他體內癌細胞的侵蝕。放療科的劉明遠主任曾經在一年多前創造奇蹟，在他頸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況下竟然用放射治療硬是把病灶縮小到一個很小的區域性。那時候，我天天推著輪椅送冠華進那間治療室。他需要我的支援，我懂，因此每次治療我都陪他進去，幫他脫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療床上。治療結束，我又立即進去扶他坐進輪椅。好心的護士們勸我只送到治療室門口，因為那裡面有殘餘的射線，會影響我的健康。可是我那時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只覺得冠華和我的生命是緊緊繫在一起的，他如果隨風而去，我的生存將是無盡的空虛。
但終於，這最後的訣別是指日可待了。每當我從檯曆上翻過一頁都禁不住心的戰慄，禁不住對自己說：“又少了一天！”於是，我不住地問自己，我今後的路在哪裡？最後給自己的回答是：“路已到盡頭。”我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牽掛是女兒妞妞。但她已在異鄉他邦，這一年她該大學畢業了，而且已找到生活伴侶。對她來說，失去我無異是痛苦的，但她畢竟已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能給予她的已不多了，她會走自己的路。剩下的還有什麼呢？如果前面只有無止境的痛苦，這世界對我又有多少意義？於是，我看到了天國，說不定真有那麼一個極樂世界任我們翱翔，我又為何不拋棄這苦惱重重的人間呢？
魂已斷、夢相隨（2）
飛飛與陳白露
我想到了曹禺先生的名著《日出》。在我少女時代，我最迷戀的是舞臺戲劇。當時離我家很近的蘭心大戲院只要有話劇上演，我是必定要看的。每天放學回來，我從不間斷的是從收音機裡聽連續廣播劇。即使旁邊是母親的兩桌麻將在噼噼啪啪打得熱鬧，我也能專心致志地聽我的廣播劇。使我最受感動的是從英國作家勃朗蒂名著《簡愛》改寫的《水仙花》。記得當時我反覆想到的是《日出》中的陳白露。她最後決定告別人生離開這充滿欺詐的人間。我總記得劇的最後，陳白露依在窗前，推開窗子，一縷陽光伴隨著晨霧透進屋裡。此時陳白露只有一句獨白：“天亮了，我也該睡了！”她平靜地在長沙發中躺下，她生活的帷幕同舞臺的帷幕一起徐徐降落。不知為什麼，《日出》的這最後一幕在我一生中總是反覆出現。而當我一天天數著冠華留在世上的時間時，陳白露的最後一幕更加頻繁地在我眼前晃動。
我開始默默地收集冠華的安眠藥，最厲害的，那叫做“速可眠”的那一種。我裝著隨隨便便的樣子問護士小殷：“這安眠藥吃多少就會死？”她笑著說：“你瓶裡那些可夠死兩次了！”我選擇服安眠藥是為了使一切都仍完美。記得我的表姊飛飛就是用安眠藥結束她年輕的生命的。飛飛長得很美。她自幼在法國長大受教育。抗日戰爭期間，隨父母到了重慶，二十歲剛出頭就擔任當時重慶國際廣播臺的英語廣播員。由於她的美貌和嫻熟的英、法兩種外語，飛飛招來了數不清的追求者。此時她的父母為了榮華富貴，卻逼迫她嫁給一個有權有勢家庭的兒子。西方的教育培育了飛飛自由戀愛的反叛性格。她離家出走，與一位大她十多歲的教授私奔了。悲劇在於這一倉促的婚姻並未給她帶來幸福。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天津，住在一幢極漂亮舒適的花園洋房裡。但不幸的是，飛飛發現她的丈夫在去美國留學之前在家鄉已有結髮妻子和一個兒子。由於大後方與淪陷區音訊不通，他得以把實情瞞過了飛飛。表姐夫確實是深深地愛著飛飛的，因而嫉妒心也特別重，他受不了飛飛在天津社交圈中的活躍和男人們對飛飛的殷勤。他們那時已有兩個女兒，但飛飛表姐生活得很不幸福，總是和丈夫吵架。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像她這樣開通的人竟沒有提出離婚。1951年，飛飛來北京休息，住在我家。那年她才二十九歲，非常美麗，非常瀟灑。我家當時住在東四八條，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大院住的是兩航起義時從香港迴歸的一批原中央航空公司的英俊飛行員。每當飛飛出門都會引來這些青年向她投來愛慕的眼光和幾句問好的話。不幾天，他們給飛飛起了一個雅號：“八條之花”。記得當時我跟她開玩笑說：“飛飛一來我們家，這衚衕裡沒有人再看我一眼了。”她說：“你還小，過兩年你才是真正的‘八條之花’呢！”記得也就在那次，飛飛有一天又和丈夫在我家西房爭吵起來。後來她很憂鬱，對我母親說：“在重慶時，我曾經算過一次命。那瞎子說我三十歲時有一道坎，很可能過不去。今年我二十九了，誰曉得明年是否過得去？”母親安慰她說算命的話不可真信。誰知第二年正當她三十歲生日剛過，飛飛就自殺了！那時她在津沽大學教書，學校批判她用資產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