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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後果比唐山更嚴重，必須立即採取措施保護各國使領館。於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時後在四十二號賓館草坪上召開緊急黨組會議。我陪他去賓館，黨組在草坪上開會，我也已疲憊不堪，從家裡搬了個躺椅在主樓邊的便道上休息等候。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就散了。回家路上，冠華說，黨組決定連夜通知各國使館留下留守人員，其他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由中國民航提供專機暫時撤往廣州、上海，待震情穩定後再回北京。有願意提前休假的，中國方面也將協助解決機票。冠華說他打電話未找到當時的政府主要領導，只好告訴秘書了。由於時間緊迫，因此黨組決定一面通知使館及民航，一面呈文給中央，一定要趕在可能的大地震發生前儘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國使、領館人員。他說震情通報不一定準確，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切不可掉以輕心。要盡一切可能不使一個在華外國人在地震中受傷。
辦完這件事已是凌晨時分，冠華已精疲力竭。自從地震發生後，他白天奔走於外交部幾個宿舍區的臨時地震棚看望部內人員，視察生活安排。晚上還要處理繁忙的外交檔案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時。由於他拒絕遷往賓館草坪上舒適的大帳篷，我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樣，想方設法弄來塑膠布，用幾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個地震棚，裡面放入兩張躺椅權且作為床鋪。誰知一下雨，粘上的塑膠布都開膠了，雨水從棚外滲進來，根本無法休息。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緊時間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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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風雨（10）
第二天一早，冠華又親自督促外國人撤離的工作。當時駐華使領館的官員、家屬都對中國方面如此為他們安危著想，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協助上千人員撤離地震危險區十分感動。一切進行得井井有條，到中午時已大部分完成。冠華終於鬆了口氣，對我說：“這件大事辦好了，我肩上的擔子鬆了許多。這幾天真怕外國使館出事啊！”我說：“外國人倒安全了。我們這個院子可很危險。萬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來，尤其是那個高大的煙囪倒下來就全完了。”冠華說：“想不了那麼多了。誰叫我肩上責任重啊！”
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外交部長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了全體在華外交人員的安全，如此負責，如此果斷，難道不是一個優秀中國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楷模嗎？然而，誰又能想到，當那個預報的大地震並未出現後，冠華的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責成了他的“嚴重錯誤”。31日晚上###點鐘時，那個可怕的震情通報所預測的廿四小時已安然過去，北京並未發生大地震。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鬆。此時保密機響了，冠華接過電話後，我發現他的神情越來越嚴肅，只聽他說：“我確實沒有想到……好吧，我們明天就開會……這是我的錯誤……我向中央作檢討……”我緊張起來，問他出什麼事了。他帶著困惑的神情說是國務院的那位主要領導來電話，批評他未經中央批准，擅自撤離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這是“嚴重無組織、無紀律”，是“在地震面前驚慌失措的表現”，是“有失國家尊嚴”。我感到同樣困惑。震情通報是中央辦公廳發的，當然不能不信。那麼面對北京廿四小時內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的預報，一個外交部長難道應當不聞不問，或者坐等檔案層層報批，喪失時機，這才是維護國家尊嚴嗎？而如果要採取措施，北京又有什麼地方可庇護上千的外國人員和他們的婦幼家屬使其免受傷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決定把國家的貴賓也立即轉移去廣州、上海嗎？再說，假如那個預報是準確的，那麼使館人員不撤，後果又該是多麼可怕？！
從第二天開始，外交部黨組天天開會批判冠華“在地震問題上的嚴重錯誤”。黨組個別幾個人顯然事先已知道內情，一上來就“上綱上線”批喬。但開始時黨組大多數同志認為把責任推給冠華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說30日晚上的決定是黨組全體的決定，也電話報了中央領導的秘書，這麼緊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規一道道批示，不能說無組織無紀律；既然是集體的決定，如果要寫檢討，應當以黨組名義寫，也不應由冠華一人承擔。由於大多數成員持此觀點，給中央的第一個“檢討”是以外交部黨組名義寫的。但過了一兩天，顯然有人給黨組成員“吹風”了，許多人開始沉默，逐漸地把“罪責”推到了冠華一個人頭上。張春橋更是氣勢洶洶地在冠華的“檢討”上“批示”說他的“錯誤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鄧’聯絡起來”。過了幾天，國務院的主要領導突然蒞臨外交部，名義上仍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