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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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相識，但第一次見面，我們就談了四五個小時，她的堅強深深感染了我。是她，聽了亦代的介紹建議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時間醫治心頭的創傷。當時她正在蛇口乾一番事業，她和袁庚同志談了，同樣是素不相識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熱情的手，歡迎我去蛇口。他還專程派了一位年輕幹部來北京陪伴我去那裡。雖然，後來由於意想不到的干預，第一次去蛇口我僅停留了一週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從袁庚到宗英，到許許多多其他蛇口工業區的朋友都由衷地歡迎我參加特區建設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濱感受到了一種衝破長期壓抑的解脫。那裡的人們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價值。我當時並不想紮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裡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復平靜，找到重新生活的起點。在蛇口時，我的情緒也仍然很不穩定，冠華的影子魂牽夢縈地無處不在。記得有一天晚上，幾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裡呆了一會兒，總有一種坐立不安的感覺，於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沒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遙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憂傷重又湧向心頭。命運使我飄落到這南海之濱，前面的路就像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見亮光，望不見盡頭。我記得我站在橫杆邊，任淚水往下流，直到朋友們出來找我。那一夜我難以入睡，後來睡著時，冠華在夢中時隱時現。

一週後我被莫名其妙地從蛇口叫回北京，我氣憤至極，也絕望之極。在冠華逝世半年中，我艱難地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朋友們要我堅強地活下去，卻也有人不僅為冠華的死高興，也不喜歡我活得好些。他們酒足飯飽之後還在注視著我，不是為了幫助，而是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遺憾的是，在這些人中不乏昔日與冠華稱兄道弟的“戰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華青年時代參加革命，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中，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時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他死後連他的妻子他也無法庇護。而這一切都發生在自己的革命行列中！那是我第二次被壓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視死如歸。我鎖上臥室的門，抱著冠華的骨灰盒，旁邊放著我的那兩瓶“速可眠”和一瓶冠華喜愛的茅臺酒，聽說酒可以助長藥力。我在這世界孤獨跋涉已經太累，太累了，我該休息了……

這一次拯救我闖過死亡關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敗的性格。我把自己關在我們過去的臥室（當時的冠華靈堂）中足足八個多小時。當我從絕望中冷靜下來時，我想到東山的墓還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會舉杯慶幸我的死，因為從此之後，人們將無法得知冠華和我的悲劇。歷史將永遠被扭曲，公正將永遠被掩埋。我不能死！

我終於開啟了房門，又走進了生活，開始了新的搏鬥。這一次，我得到了黃鎮、宋之光等這些冠華老友的同情和幫助。最後，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中組部的有關負責同志終於妥善處理了矛盾。當這場風波平息之後，已是1984年的秋天，冠華逝世的週年之際了。我的情緒經歷了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驗，終於逐漸穩定下來。不論前面的路多麼充滿荊棘，我決心走下去，為了冠華，為了我自己，也為了我們所愛的大好江山和人民！那時候，女兒妞妞已長大成人，開始工作了。她擔心我一人孤獨無援，邀我去美國探親。也有朋友勸我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為過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價。然而我卻堅持留在了這一塊土地上。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可改變的一種執著和追求。不論這片黃土地如何把我青年時代的夢、中年時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論它溶進了我多少痛苦的淚水，我卻總是難以割捨！記得1981年的時候，當時的年輕人有一個時髦的話題叫“信仰危機”。有一次，一群年輕人來訪，其中一位問冠華：“喬伯伯，你一生廉潔，忠心耿耿，卻被整得這麼慘，你不對自己的信仰動搖嗎？”冠華激動起來，認真地說：“我不是工農出身，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不是因為自身受壓迫，而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十六歲離家，尋求真理，在清華園裡，我就開始讀馬克思的書。後來在德國，我研究康德、黑格爾，研究馬克思的學說，最終決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如果我現在對自己的信仰動搖，豈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魂已斷、夢相隨（6）

冠華當時那種虔誠的信念給我的印象極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在自我的調整中解決。我不願與他爭執，因此我從來沒有和他談過我對理想破滅的感受。我相信我們至少有一個共同點是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