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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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但畢竟保護了弱勢階層，使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失敗的人有了再起的機會，使勞工階層的基本權利得到了保障。美國因此變得更文明、更人道，甚至可以說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是由此產生的。�但是，這套福利制度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第一，這樣龐大的福利體系不僅需要高額的稅收來維持，而且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來經營。老百姓要容忍這些官僚階層操縱自己的生活。第二，保護弱勢階層，如果走得太極端，就等於取消了優勝劣汰的機制，成了保護軟弱和無能。�

這也不奇怪，這樣的“軟美國”卻沒有達到理想的目標。1964年約翰遜簽署“經濟機會法案”，向貧困宣戰。美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從1964年的19％下降到1969年的12％。但這個比例在1970年代基本不再下降。在1970年代，貧富分化依然十分嚴重。最富的20％的美國人拿走了40％的國民總收入。最窮的20％只掙得5％的國民總收入。美國人不得不繳納高額的稅金來維持各種福利計劃。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經濟正在喪失競爭力。1975年，失業率達9％，是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而且在1970年代大部分時間都維持在接近7％的水平上。同時，通貨膨脹率高達兩位數。美國的生活水平落在西歐和日本之後。1970年代末的“民調”表明，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野蠻反叛文明（3）

如果說大蕭條是對“硬美國”的致命一擊、催生了“新政”以來的“軟美國”的話，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就是對“軟美國”的審判。這一審判，促發了里根所代表的保守主義反叛運動，使共和黨逐漸在政治生活中成為主宰。里根公開嘲笑那些領救濟的單身母親是“福利女皇”。保守主義者認為，過分的福利培養了人們對福利的依賴，不願意出來工作，不對自己的失敗負責。因為能夠領取福利，單身母親幾乎成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這無疑鼓勵了婚外生育。而婚外出生和單親的孩子，犯罪率大大高於正常的雙親家庭的孩子。同時，進步主義的理念對罪犯過於寬容，把犯罪行為歸結於不良的社會影響，似乎犯罪是社會而非個人的責任。特別是由於黑人犯罪率高，一些人由於對奴隸制度和種族主義有負疚感，對罪犯就更加心慈手軟。結果，在1930－1950年代的低犯罪率社會演化為1960年代的高犯罪率社會。以每10萬人中的犯罪數目計，1960年為1126次，1965年為1516次，1970年為2747次。與此同時，監獄人口由1960年的212000跌到1970年的196000。也就是說，犯罪的人越多，進監獄的人越少。罪犯可以逍遙法外。人們走在街上也沒有了基本的安全感。�里根革命的主旨，是讓政府從人民的生活中走開，拒絕那些自以為聰明的官僚來主宰社會，強調個人的責任和創造性。自此以後，保守主義成為美國政治的主流。民主黨人克林頓能夠入主白宮8年，也是因為他接受了保守主義的許多理念，採取親企業的經濟政策，消除財政赤字，限制無條件的福利，嚴厲對付犯罪。所以人們說他和尼克松相反，“講話像民主黨，做事像共和黨”。布什接任後，就更進一步在意識形態上解構新政以來的“軟美國”。特別是他連任成功後，直接拿“社會保險”開刀，目標直指“新政”的核心遺產。�值得注意的是，自里根以來，雖然保守主義已經主宰美國的政治生活二十餘年，但這一保守主義仍然被媒體稱之為“反叛”。能夠如此，一是因為這場運動帶有強烈的草根性，是基層社會對統治美國的官僚精英的“起義”；一是因為“新政”以來的進步主義理念幾乎已經把一個血淋淋的弱肉強食的野蠻國度轉化為一個充滿溫情的文明社會。這一保守主義運動，就是對這一文明的挑戰，多少帶著些野性。�從人類文明的視野看，這一草根社會的反叛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在公元前431年，面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斯發表了《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講演》。�在這篇被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記錄下來的傳世名作中，伯里克利斯特別強調雅典民主所培養的公民品德：“我們陶冶文雅之品性，但不流於奢華；我們培育知識，卻不傷於柔弱。”他敏銳地覺察到，在與蠻性十足的斯巴達進行的殊死一斗的時刻，文明的雅典人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不被自己的文明所軟化，如何不被奢華和柔弱所腐蝕。�這一洞見，幾乎預示著整個人類的歷史。每當一個民族達到了高水平的文明後，都會被自己的文明所軟化、腐蝕，最後被相對野蠻的民族征服。雅典最後在伯羅奔尼撒之戰敗在斯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