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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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言商。廣州既然是“市”，則廣州之民風，也就自然會重財趨利。明清時有民謠雲：“呼郎早趁大岡墟，委理蠶縹已滿車。記取洋船曾到幾，近來絲價竟何如。”可見亦農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風尚，市場、價格、交易等等也已成為人們的日常話題。至於經商貿易，當然也是廣州人競趨的職業。

廣州的這種民風，歷來頗受攻擊。但這些攻擊，顯然帶有文化上的偏見。換言之，他們是站在“城”和“鎮”的立場來攻擊“市”。“市”確乎是不同於“城”和“鎮”的；不論“城”也好，“鎮”也好，它們都主要是消費性的城市，其財政開支主要依賴農業稅收，部分依賴商業稅收，生產者少，消費者多。即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為例，是年北京70萬人中，不事生產的八旗子弟和士紳官員就有28萬人，佔總人口的40％。這些人不必躬耕於壟畝，叫賣於街市，自然可以高談闊論於茶座，淺吟低唱於青樓，大講“義利之辨”或“逍遙之道”，然而“市”卻是生產性的。什麼叫“市”？“市，買賣之所也。”既然是買賣，就必須不斷地買進賣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錢放在家裡，自己不會生兒子，老闆也不會有飯吃。因此，一個“市”，只要它一天不從事商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便立即會喪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義。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這就必須“生產”。生產，才有飯吃。所以，“城”與“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裡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異。總之，城多靜而市多動，城多雅而市多俗，城裡的人多會說而市上的人多會做，城裡的人多務虛而市上的人多務實。究其所以，大約也就是後者必須自己謀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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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世紀的鯰魚行（8）

於是，我們便大體上知道廣州人為什麼不喜歡爭論，為什麼自主意識特別強，以及廣州為什麼會有生猛鮮活的風格，而且總是和內地不一樣。就因為廣州是“市”，是中國最老也最大的一個市場。上海也有“市”的性質。但上海主要是外國人做生意而中國人當職員，廣州卻是廣州人自己當小老闆。所以，當中國諱言“市場經濟”時，以職員為主體的上海人很快就適應了計劃經濟，廣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經濟因子卻依然存在。結果，廣州和廣東人走在了改革開放的前列，上海人卻費了老半天才反應過來。廣州，畢竟是“老牌的市”。

三、廣州是個大市場

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說，廣州是個大市場。

與上海一樣，廣州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個“買東西的地方”。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頭，甚至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即便手上有一兩個小錢，也是買不到什麼東西的。那時，誰要想買點好東西，就得想辦法到上海或者廣州去。上海的好處是能買到國產的精品，廣州的好處則是能買到不多的一點新潮的進口貨，或者出口轉內銷的新產品，不過要用僑匯券或外匯券。外匯券是從1980年4月1日開始發行的，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現在已成了一種收藏品。那時，外匯券可是寶貝。有了它，就可以到友誼商店去買別人買不到的東西。不過，外地雖然也有友誼商店，東西卻沒有廣州的多；而在廣州，使用外匯券也不一定非得在友誼商店，其他某些商店如南方大廈也可以用。所以，外匯券真正的用武之地還是在廣州。1982年，廣州的親戚給了我們一點外匯券，我們捏在手裡半天不敢用，在廣州轉了好幾家商店，才給女兒買了一條裙子。總之，儘管上海和廣州都是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購物天堂，但性質卻是不一樣的。上海更像一家自產自銷的工廠，南京路、淮海路什麼的不過是它的門市部；廣州則更像一個討價還價的市場，街面後的城市只不過是它的大庫房。

最能體現出這一微妙差異的是兩條有名的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廣州的高第街。20世紀90年代以前，外地到上海或廣州購物的人，尤其是打算買點漂亮衣服或日用小百貨的人，幾乎都要到這兩條街上去逛一逛。但細心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它們的不同：南京路上的商店主要是國營的，高第街上的攤檔則基本是個體的；南京路上出售的主要是上海國營工廠的產品，高第街上賣的卻不知是攤主們從哪裡倒來的“進口貨”。高第街是廣州一條商業街，早在清代就頗有名氣，當時主要經營日用品和工藝品，廣州的女人有事沒事隔三差五就要去光顧一番，因此又叫“女人街”。改革開放之初，它便更是領導著時尚領導著潮流，服務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