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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言商。廣州既然是“市”,則廣州之民風,也就自然會重財趨利。明清時有民謠雲:“呼郎早趁大岡墟,委理蠶縹已滿車。記取洋船曾到幾,近來絲價竟何如。”可見亦農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風尚,市場、價格、交易等等也已成為人們的日常話題。至於經商貿易,當然也是廣州人競趨的職業。

廣州的這種民風,歷來頗受攻擊。但這些攻擊,顯然帶有文化上的偏見。換言之,他們是站在“城”和“鎮”的立場來攻擊“市”。“市”確乎是不同於“城”和“鎮”的;不論“城”也好,“鎮”也好,它們都主要是消費性的城市,其財政開支主要依賴農業稅收,部分依賴商業稅收,生產者少,消費者多。即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為例,是年北京70萬人中,不事生產的八旗子弟和士紳官員就有28萬人,佔總人口的40%。這些人不必躬耕於壟畝,叫賣於街市,自然可以高談闊論於茶座,淺吟低唱於青樓,大講“義利之辨”或“逍遙之道”,然而“市”卻是生產性的。什麼叫“市”?“市,買賣之所也。”既然是買賣,就必須不斷地買進賣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錢放在家裡,自己不會生兒子,老闆也不會有飯吃。因此,一個“市”,只要它一天不從事商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便立即會喪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義。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這就必須“生產”。生產,才有飯吃。所以,“城”與“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裡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異。總之,城多靜而市多動,城多雅而市多俗,城裡的人多會說而市上的人多會做,城裡的人多務虛而市上的人多務實。究其所以,大約也就是後者必須自己謀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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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世紀的鯰魚行(8)

於是,我們便大體上知道廣州人為什麼不喜歡爭論,為什麼自主意識特別強,以及廣州為什麼會有生猛鮮活的風格,而且總是和內地不一樣。就因為廣州是“市”,是中國最老也最大的一個市場。上海也有“市”的性質。但上海主要是外國人做生意而中國人當職員,廣州卻是廣州人自己當小老闆。所以,當中國諱言“市場經濟”時,以職員為主體的上海人很快就適應了計劃經濟,廣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經濟因子卻依然存在。結果,廣州和廣東人走在了改革開放的前列,上海人卻費了老半天才反應過來。廣州,畢竟是“老牌的市”。

三、廣州是個大市場

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說,廣州是個大市場。

與上海一樣,廣州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個“買東西的地方”。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頭,甚至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即便手上有一兩個小錢,也是買不到什麼東西的。那時,誰要想買點好東西,就得想辦法到上海或者廣州去。上海的好處是能買到國產的精品,廣州的好處則是能買到不多的一點新潮的進口貨,或者出口轉內銷的新產品,不過要用僑匯券或外匯券。外匯券是從1980年4月1日開始發行的,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現在已成了一種收藏品。那時,外匯券可是寶貝。有了它,就可以到友誼商店去買別人買不到的東西。不過,外地雖然也有友誼商店,東西卻沒有廣州的多;而在廣州,使用外匯券也不一定非得在友誼商店,其他某些商店如南方大廈也可以用。所以,外匯券真正的用武之地還是在廣州。1982年,廣州的親戚給了我們一點外匯券,我們捏在手裡半天不敢用,在廣州轉了好幾家商店,才給女兒買了一條裙子。總之,儘管上海和廣州都是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購物天堂,但性質卻是不一樣的。上海更像一家自產自銷的工廠,南京路、淮海路什麼的不過是它的門市部;廣州則更像一個討價還價的市場,街面後的城市只不過是它的大庫房。

最能體現出這一微妙差異的是兩條有名的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廣州的高第街。20世紀90年代以前,外地到上海或廣州購物的人,尤其是打算買點漂亮衣服或日用小百貨的人,幾乎都要到這兩條街上去逛一逛。但細心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它們的不同:南京路上的商店主要是國營的,高第街上的攤檔則基本是個體的;南京路上出售的主要是上海國營工廠的產品,高第街上賣的卻不知是攤主們從哪裡倒來的“進口貨”。高第街是廣州一條商業街,早在清代就頗有名氣,當時主要經營日用品和工藝品,廣州的女人有事沒事隔三差五就要去光顧一番,因此又叫“女人街”。改革開放之初,它便更是領導著時尚領導著潮流,服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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