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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人指出，廣州這個城市“總是起模範帶頭作用，而且每次都來勢兇猛，但往往都是虎頭蛇尾”（蕭森林《最說不清的城市：廣州》）。比如康梁維新和國民革命都是。北伐軍從廣州出發，浩浩蕩蕩一路乘勝前進，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沒廣州什麼事。這當然與廣州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地位有關———遠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豈能號令全國？但與廣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嘗無關。廣州的風格是“生猛鮮活”，而“生猛鮮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運動員並不適合跑馬拉松一樣。那麼，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國革命前列，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貢獻了個體戶、鄉鎮企業、“三來一補”和“先富起來”經驗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全面鋪開、上海和長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今天，還能保持“生猛鮮活”的勢頭嗎？我們不免有杞人之憂。
有人認為，在經歷了20多年改革開放之後，廣州和廣東作為“探險隊”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作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將結束。廣東將歸於平靜和平常，廣州也將重新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話並不錯。自古以來，就有“風水輪流轉”的說法，何況是在這個“各領風騷三五年”的時代？沒有哪個城市應該總是成為矚目的中心，廣州也一樣。但，每次都衝鋒陷陣在前的廣州，敢於“食頭箸”、敢為天下先的廣州，以自己上千年商業傳統為其他兄弟姐妹們“摸了石頭”的廣州，難道就該這樣悄然退場？她難道就不該在這個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時代，創造出一種更輝煌的新文化？
因此，我們還想多說幾句。
五、多說幾句
廣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氣磅礴、燦爛輝煌，並不容易。
廣州廣東的崛起，無疑是一得天時（改革開放），二得地利（毗鄰香港），三得人和（廣東人原本就是“經濟人”），但自身的文化準備卻明顯不足。不得不承認，廣州文化也好，廣東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種褊狹的地域文化，而且受香港的影響太大（有所謂“香港打個噴嚏，廣州就會感冒”的說法）。香港雖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學術文化之微弱，也是不爭之事實。同樣，廣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氣，恐怕也是不爭之事實。隨便舉個例，一件名牌西裝，穿在廣州人身上，也許只能穿出闊氣；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養。穿衣尚且如此，更遑論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文化的建設畢竟是一件需要長期積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鮮活”地一蹴而就。歷來只有經濟上的“暴發戶”，卻從來沒有文化上的“暴發戶”。但如果沒有文化的建設作後盾，則經濟上的“生猛鮮活”又能維持多久，也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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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世紀的鯰魚行（15）
看來，廣州是必須認真考慮一下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設問題了。
城市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的文化心態。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未能很好解決。但它又不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上海的經驗就值得借鑑。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她的歷史雖然很短，卻能在經濟和文化兩方面都取得舉世矚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國政治學家所指出：“上海的顯赫不僅在於國際金融和貿易，在藝術和文化領域，上海也遠居其他一切亞洲城市之上”（白魯河，《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可見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並不矛盾，而唯其兩者並行，上海才成了眾所公認的“大上海”。
在某種意義上講，上海和廣州有許多相似之處。比方說，它們都不是“城”，而是“市”。也就是說，都是靠經濟建設“起家”的。而且，老實說，廣州的文化條件比上海要好得多。上海畢竟是新興城市。偌大一個上海，什麼都不缺，卻難得找到歷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觀。在這方面，廣州比上海可就強得多。七星崗、五仙觀、越王墓、石門泉、光孝寺、六榕寺、懷聖寺、先賢墓、南海神廟、鎮海樓，廣州人說起來如數家珍。比起它們來，上海的城隍廟就太可憐。但是沒什麼家底的上海人卻比廣州人幹得出色，而廣州人的得意之筆則是把文化也變成了商業，其代表作就是“花市”和“飲茶”。賞花和飲茶原本是廣東人的一種文化生活，但一進廣州，也就“入鄉隨俗”，變成了商業行為。這當然並沒有什麼不好，事實上它們還可以看作文化與商業相結合的成功範例。問題在於既然有本事把文化變成商業，那麼，也就應該有能力把商業也變成文化。苟且如此，則廣州的文化豈非也就不讓於上海？可惜並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