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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0年10月，秦“武安君分軍為三，王蛇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上黨之地。”公元前259年正月，“王陵攻邯鄲，”此戰，最後以“毛遂自薦”和“竊符救趙”兩個故事結束。
公元前256年，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赫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於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撂攻西周，赫王人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赫王於周。是歲，赫王崩。”周王室滅亡，新的紀年開始了，但屬於秦。 。 想看書來
第十二章 戰爭的一點思考
其實，對於從戰國初期的七雄爭霸到最後只有秦國一枝獨秀，很多人評論過，對於此我不願多說啥話，因為從戰國初期的秦國由於地處西北邊陲，與之交往的基本全部是西戎，而且可以說從崤之戰的失敗開始，秦國對中原各諸侯的戰爭在戰國之前都沒有取得任何戰果，然而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商鞅變法後秦國對中原的戰爭卻是勝多負少。老秦人還是那一群老秦人，在變法前中原各國都瞧不起的老秦人，商鞅給他們輸入了什麼？這才是我要說的關鍵。
公孫鞅是衛國人，最開始發跡的地方更是當時最為強大的魏國，但是他在魏國卻不得志，做的不過是一個幕僚。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進入秦國就變成中原各諸侯王國的噩夢。我們可以把他的成功歸結於秦孝公的惡逅求變，或者是公孫鞅的獨到眼光。這些都沒錯，但我要說的是社會階級實力對比的變遷潮流。“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真正主人”，我很相信這句話。從秦國的崛起來看，源頭來自公孫鞅透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的推薦後，公孫鞅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並且這些社會變革得到秦孝公的繼承人的不斷堅持和推廣。當然，這還是我所說的表象，更深層次的是社會階級勢力的變遷。
本來了解先秦歷史最詳實的資料應該屬於《左傳》等當朝人的著書立說資料，也包括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但是這些書籍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視覺錯誤，那就是這些書籍基本都是一個人的著作，一個人的著作我認為最大的缺憾就是把自己的觀點貫徹到整本書中，所選擇的資料也這樣，按照自己的觀點任意刪減歷史的真實性。雖然像《戰國策》、《呂氏春秋》等書籍是門客所著，尤其是《呂氏春秋》更是囊括了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但是它們不是史書，所有的資料都是為一個論點而集中，斷章取義。所以，對於戰國曆史，我還是喜歡參閱司馬光主修的《資治通鑑》。雖然司馬光生活在儒家思想深得賞識的宋朝，但是《資治通鑑》是由諸子百家的優秀人才們共同編寫的，也是諸子百家都能承認歷史真實性的妥協結果，其中也許就是寥寥數筆，也能反映秦國走向政治中心的真實面貌。那麼，對於公孫鞅進入秦國之政中央之前，《資治通鑑》就是這樣描述的：“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變法開始在遭到甘龍、杜摯等是西貴族們阻撓後，公孫鞅採取徙木立信的辦法首先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因為司馬光還大發評論：“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
我們再來看當時的社會基礎：奴隸主貴族（舊勢力）、土地擁有者地主（新勢力）作為統治階級的主要剝削兩種受壓迫階級（奴隸和自由民）。可是，自由民不但可以租用張家或李家的土地（根據地租的高低選擇東家），而且還能看到出人頭地的希望，比如參軍立功後封爵，也就是說能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而然奴隸們的所有勞動被奴隸主貴族們剝削完不說，就是並丟老命掙回來的軍功也得不到，因為這些軍功屬於奴隸主貴族。公孫鞅（我們還是稱他本人的姓，這是對其本人的尊敬）變法不但打破了爵位的世襲罔替，還打破了土地只有奴隸主貴族們擁有的局面，透過土地國有化，國家也有一定的財政獨立權，發動戰爭也不僅僅依靠世襲貴族們出力出人出錢出裝備，軍隊的武裝有了改善，這才是戰鬥力提升的關鍵。戰國初期經過多年戰爭個，秦國人口劇減，土地的國有化吸引了大量其他國家失業自由民的湧入，為戰爭獲得了新生力量。古代戰爭是沒有絕對的勝利者，“殺敵一萬，自傷八千”是古代戰爭的基本規律。秦國之所以敢在公孫鞅變法之後一百年時間基本年年發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