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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反駁已經不僅僅是針鋒相對，簡直是在諷刺，他開口就說，甘龍你說的不過是些從大街上撿來的觀點。“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我們今天讀到這段文字，依然不難想象當時的甘龍有多麼的窘迫、尷尬和狼狽。這種“峭直刻深”大概正是商鞅作為改革家的通病和政治家的缺陷，也為日後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當然，這些或許只不過是司馬遷的文字手段，也未可知；因為司馬遷是很不喜歡商鞅的。
於是，另一個名叫杜摯的臣僚（大概不是甘龍的同黨就是他的同道）把話接過來說，“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說的觀點還是和甘龍差不多。
商鞅反駁道，“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商鞅的論斷應該充滿了雄辯的力量。從雙方的交鋒來看，甘龍和杜摯二人的水平實在沒有辦法和商鞅相提並論，根本就不是一個量級。
最後，孝公又說了一句：“善！”在整個過程中，秦孝公就只出了兩次聲，都是一個字，“善”；可謂意味深長。但後一個“善”字肯定不是客套的敷衍。因為這場辯論之後，他馬上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施變法。由此可見，著名的“商鞅變法”中，人們只記住了這位衛國的公孫鞅，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他的背後是了不起的秦孝公嬴渠梁。這對歷史和秦孝公而言顯然都是不公正的。
通常來說，任何一項系統變革提出來的時候，大概多數人都不會贊成，因為沒有人願意自己多年的習慣被改變。這就是所謂的“民曰不便，必生非議”。但是千萬不要把這種非議太當真，因為這是人的正常反應。
商鞅剛開始變法的時候，僅僅在小小的國都裡就有上千人說新法“不便”；但堅持十年後，卻深得百姓歡心，因為生活富足了。（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這正好應驗了他在變法之前的辯論中說的那個觀點，“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史記·列傳第八商君鞅》）
關於“民曰不便”的啟示及感慨，下面引用的是我國臺灣學者南懷瑾先生的長段文字。他已經說得很透徹了——
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首先是經濟思想改變，主張財產私有。由商鞅變法，建立了私有財產制度以後，秦國一下子就富強起來了。但商鞅開始變法的時候，遭遇打擊很大，關鍵就在四個字：“民曰不便”。這一點大家千萬注意，這就講到群眾心理、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大家要了解，人類的社會非常奇怪，習慣很難改，當商鞅改變政治制度，在經濟上變成私有財產，社會的形態，變成相似於我們現在用的鄰里保甲的管理，社會組織非常嚴密。可是這個劃時代的改變，開始的時候，“民曰不便”，老百姓統統反對，理由是不習慣。可是商鞅畢竟把秦國富強起來了。……中國後來的政治路線，一直沒有脫離他的範圍。
民曰不便（2）
由商鞅一直到西漢末年，這中間經過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復郡縣制度，把私有財產制度恢復到周朝的公有財產。王莽的失敗，又是在“民曰不便”。王莽下來，再經過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儘管我們後世如何捧他，在他當時，並沒有成功。王安石本人無可批評，道德、學問樣樣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後世永遠流傳下來，而當時失敗，也是因為“民曰不便”。我們讀歷史，這四個字很容易一下讀過去了，所以我們看書碰到這種地方，要把書本擺下來，寧靜地多想想，加以研究。這“不便”兩個字，往往毀了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也毀了個人。以一件小事來比喻，這是舊的事實，新的名詞，所謂“代溝”，就是年輕一代新的思想來了，“老人曰不便”。就是不習慣，實在便不了。這往往是牽涉政治、社會形態很大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對於這種心理完全懂，於是就產生“突變”與“漸變”的選擇問題。漸變是溫和的，突變是急進的。對於一個社會環境，用哪一個方式來改變比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變他的“不便”而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南懷瑾著《歷史的經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