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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變革者之間的裂縫一旦被（反對改革的）人們察覺，他們就會本能地抓住這樣的有利戰機“擴大戰果”，發動一系列的“讒言攻勢”，從揭露變革者的“醜惡行徑”著手，進而全面發動反對變革的某種運動。要知道，在多數情況下，變革的反對者都是因為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或損害才會反對變革，因此，他們的“反攻”大概也不需要太多的約定，完全會輕而易舉地達到“不約而同”的狀況。
在這種成敗攸關的情況之下，企業主與變革者之間的信任與否就會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遺憾的是，人們通常不假思索地把“信任”片面地理解為企業主與變革者之間的某種承諾或約定。一旦出現信任的裂痕，就會相互抱怨，繼續把這種裂痕放大為不可彌合的決裂。
其實，人與人之間，尤其是企業主與變革者之間的“信任”應該是一種“客觀”的狀態，而不是基於某種即興的衝動之下的約定或承諾。既然是“客觀”的狀態，那麼，它至少需要時間的沉澱。這正是許多企業主與變革者之間最缺乏的一個元素，他們之間往往缺乏長期的信任積累。因此，當一些感性的讒言或細節飄入企業主耳朵的時候，在這些所謂讒言或細節所反映的某方面的“本性”映入企業主腦海的時候，在他（與變革者）此前的交往經歷中，卻正好在這方面缺乏足夠的沉澱或基礎，於是當然地動搖了企業主此前對變革者“本性”的判斷。還有一個原因是，如果企業主與變革者此前的交往時間不夠長或不夠深的話，他們之間的信任往往得建立在比較抽象的基礎之上，缺乏“感性”的記憶支撐。如此過於抽象的判斷在瑣碎而繁雜的種種細節面前往往是很脆弱的。
一場海誓山盟的（改革）約定就這麼不堪一擊。
在這種情形之下，或許企業主還在暗自慶幸及時發現了變革者的“醜惡本性”，甚至會慶幸自己及時地“醒悟”並終止了變革者此前堅持的一系列主張。可悲的是，企業主或許永遠也不會想到，這正是他在無意之間犯下的一個可笑的錯誤。
偉大的管理者總是具備偉大的判斷能力。
以劉邦為例。在常人的眼中，劉邦此人不過是個亂世梟雄式的暴發戶，他的潛質充其量不過是一方的“豪強”：他在攻城掠地方面遠不如韓信，在後勤統籌方面遠不如蕭何，而在深謀遠慮方面則更不如張良。但劉邦之所以成為漢高祖，恰恰在於他過人的敏銳判斷力和基於理性的強大定力。面對當時險象環生的局面，在時時刻刻的生死攸關形勢下，我們今天也不難想象，他對人性的警惕會達到何等的高度；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便是那些向他進“讒言”的人，智商也會非常高。
在劉邦受項羽排斥而初入漢中的時候，韓信因不為項羽所用，便“亡楚歸漢”，但也僅僅得到一個“治粟都尉”的低階職位，後來因為數次與蕭何交流而為後者所器重（“數與蕭何語，何奇之”）。劉邦大軍到達南鄭時，已有數十名將領因為不看好劉邦的前途而先後開了小差。韓信則因為自己不得重用而離開。
蕭何聽到韓信離開的訊息後，來不及向劉邦請示便私自前往追趕。這時候就有人向劉邦報告說，丞相（即蕭何）也逃跑了。劉邦知道這個訊息時非常憤怒，“如失左右手”。
等過了一兩天，蕭何回來拜見劉邦，劉邦“且怒且喜”地問他：“你為什麼要逃跑？”蕭何回答說，我不是逃跑，是去追逃跑的人了。劉邦又問他，“你追的是誰？”蕭何回答說，是韓信。劉邦一聽就來氣，罵道：“好幾十名將領都逃跑了，你卻不追；這次卻說是去追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都尉，一聽就是藉口！”
心態大觀（4）
蕭何平靜地對劉邦說，“諸將易得”，而韓信卻“國士無雙”；如果大王只想偏居漢王，那麼大概也用不著此人，但要想取天下，如果沒有韓信就“無可與計事者”。不僅如此，蕭何還進一步對劉邦說，如果大王要東向取天下，像韓信這樣的人，如果能得到重用，他就會留下，否則他終究是要離開的。
劉邦礙於蕭何的面子，勉強答應說，看在你的面子上，那就給他一個將軍的頭銜吧。蕭何卻說，即使讓韓信做將軍，他也不會留下。劉邦大概比較無可奈何，因為“話趕話”地說到這個程度，只好硬著頭皮答應說，那就給他一個“大將軍”的職務吧。蕭何如釋重負，趕緊說，“那太好了！”於是劉邦就想馬上“招”韓信來，拜他做大將軍。可蕭何卻說，大王平素就待人無禮，如今又把拜大將軍這樣的大事弄得像召喚小兒一樣，未免太不重視人才了；這正是韓信之所以離開的原因；如果大王真的想拜韓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