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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造成“盲流的孩子永遠是盲流，民工的孩子永遠是民工”的局面。最近有人指出：“中國還有數量巨大的勞動力處於低教育水平，有數量巨大的農民工隊伍，在這種情況下，少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觀念是錯誤的。”此話不假。中國經濟起飛已經近30年了，為什麼“還有數量巨大的勞動力處於低教育水平”？如果10年前我們給進城的農民工子弟提供優良的教育機會，現在還會有這麼多“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嗎？也正是針對這一現實，我提出大學不要去趕建設“世界一流”的時髦。中國大學在未來30年最大的使命，就是要發展短期大學、社群大學，把幾億進城的民工轉化為現代產業大軍。這才是產業升級的基礎。
所有這些措施，在經濟繁榮時期操作起來要容易得多，現在面臨經濟危機，操作起來當然就難了。我一直希望中國的經濟寧可走慢點，也要把未來的基礎打好。就像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他有的是力氣，扛大包能掙不少錢。但是，總有一天會扛不動的。要趁年輕多拿出點時間讀讀書。一些經濟學家的議論則彷彿是對一個已經扛不太動大包的上了年紀的工人說：“我早跟你說過，扛大包很重要，你就會這個，而且最拿手。你怎麼能唱衰扛大包、想著跑到辦公室當經理呢？”試問：難道許多企業倒閉，真是因為一些民營企業家轉向高階領域的結果嗎？現在世界經濟衰退，襯衫的需求銳減，況且越南等國家以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和我們在這一領域競爭。難道讓大家在沒有襯衫市場的情況下堅守襯衫製造，企業就不會倒閉嗎？難道當年如果更多的低端製造業早早升級轉產，現在的製造業危機的衝擊不是會更小一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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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茨幫助我們反省市場經濟
按中國一些經濟學家們的解釋，市場經濟完全是由“看不見的手”支配。良好的市場經濟，是這樣一套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每個人都能透過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動造福於社會。這種市場經濟雖然有著道德目標，但具體的執行卻是非道德性的。
蓋茨就是這一市場經濟中的贏家。但是，他顯然不認為社會能夠從他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中自動地充分受益。所以，他捐出全部財產，退出微軟，全身致力於慈善事業。不僅是他，遠到卡內基、福特、洛克菲勒，近到巴菲特，美國富人的慷慨實在驚人，貢獻出一生所得絕不是從蓋茨開始。怎麼解釋這個現象？更精確地說，這是市場經濟的外在現象，還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現象？從表面上看，美國並沒有一套法律制度強迫這些富豪捐出其財富。這些富豪都是市場經濟的贏家。贏了以後，他們以個人的道德自覺，超越市場經濟的規則來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行為和市場經濟沒有必然聯絡，屬於市場經濟的外在現象。但是，美國市場經濟中的最大贏家們，幾乎都這樣一代一代地捐。小富人的慈善熱情也不在其下。如果把如此普遍存在的現象剔除出市場經濟之外，似乎有些說不過去，所以我們有理由說，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現象。
蓋茨的捐贈，再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省市場經濟的機會。要知道，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狹義市場經濟古已有之。比如明清時代的中國，江戶時代的日本，都可以說有著發達的市場經濟。但是，現代市場經濟顯然比這些成熟得多，也成功得多。這種市場經濟，鑲嵌在一定的政治結構（如*制度）和文化脈絡之中，彼此難分。中國因為有明清的市場經濟的歷史傳統，理解自由競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狹義市場經濟比較容易，但理解鑲嵌於西方文化傳統和政治結構中的廣義市場經濟就比較難。
蓋茨的行為，首先讓我想到的是“信託責任”（fiduciary duty）。這個詞在西方是個文化概念，也是個法律概念，特別是在企業法中非常重要。一個老闆如果疏忽了自己的“信託責任”，可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中國，不僅企業界沒有這樣的觀念，一般的社會關係中也缺乏這一層面的東西。因此，中國人理解起西方的個人自由，基本就是人人為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什麼是“信託責任”？簡單地說，“信託責任”就是照顧他人利益的責任。任何企業，只要有一個以上的人參與，就會出現信託責任的問題，即你要在別人不在的情況下為了別人的利益做出負責的決定。如果是上市公司，老闆經營的主要是別人的財產，其信託責任就更大。這種信託責任的覆蓋面，也超出了股東的範圍，涵蓋了幾乎與企業運作相關的所有人員，包括企業的員工以及企業所處的社群。在市場經濟中，企業老闆當然要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