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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前正在享受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人口紅利”。但是，這個“人口紅利”背後潛藏的是要不得不為之支付的“高利率”。現在四五十歲的一代人，三四個兄弟姐妹養一兩個老人，自己則僅有一個孩子。這樣少的被撫養人口，自然可以使他們全力以赴地發展經濟。但是，當這代人退休後，局面就倒了過來。中年人太少，老年人太多。一心發展經濟已經變得不可能。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十幾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成為強弩之末，發展速度可能趕不上人口年齡比我們年輕的美國，更不用提取而代之了。
值得慶幸的是，現在挽救這個危機還不是太晚。如果中國能夠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使出生率適當上升，在未來5年出生的一代人，到了21世紀2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人口高峰過去之後，正好進入工作年齡，經濟發展的勢頭還可能維持。如今中國正在迅速城市化，大城市即使取消計劃生育政策，也會迅速面臨出生率過低的問題。關於這一點，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韓國，無一例外。北京、上海也已經走上了同樣的路。農村的高出生率，正好是一個良性的補償。因此，我們不僅不應該歧視農村的“超生”人口，而且應該給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使之成為未來高質量的勞動力。
新人口論：全球老齡化與中國的應對（5）
這裡需要警告的是，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全球老齡化現象，我們只有一個非常狹窄的“機會窗”。10年後，高度的城市化，會自然壓低生育率。到時候即使鼓勵大家多生孩子，怕是也沒有人聽，“機會窗”會馬上關閉，老齡化將拖垮中國的經濟。人口發展一方面有一定的可測性，同時又有相當長時間的慣性，這就要求人們必須依賴可靠的資料而非常識來進行政策判斷。比如，中國現在的出生率早已經下降到維持現有人口水平以下。但是，由於過去人口增長過快，剎車太晚，人口基數太大，即使每個婦女生的孩子不多，但是生孩子的育齡婦女的數量太多，所以出生率下降後，人口還會持續增長一段時間。日常生活的常識還在告訴我們：人口太多，而且不停地上漲！如果我們聽從馬寅初的勸告，在20世紀50年代剎車，即使一對夫婦兩個孩子，人口膨脹也能夠得到更有效的控制，而且那時“緩剎車”比70年代“一個孩子”的“急剎車”更容易避免跌入老齡化的陷阱。
如今，中國面對急劇上升的人口不得不“急剎車”，跌入了老齡化的陷阱。這雖然是不得已的政策，但我們在人口上漲的危機中不應該忘記了另一個基本事實：不僅人口上漲有慣性，人口下降也有慣性，這種慣性是在常識看不到的時刻開始形成的，一旦顯現出來可能更不容易控制。目前中國進入了人口上漲最後十幾年甚至20年的尾聲。同時，超低的出生率，已經使人口下降的慣性逐漸形成，這種慣性在20年後必然顯現出來。到那時，目前出生的孩子大部分將是城市居民，高昂的城市育兒費用和事業壓力會使他們的生育慾望銳減。更重要的是，由於那時出現的老齡化，使年輕人變成了社會稀缺資源，整個社會對這些人的要求就是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再加上這一代人有過多的老人需要贍養，經濟上負擔非常重，無論從精力上還是財力上，都無力承擔養育孩子的責任。於是出生率會進一步下降。老齡化的慣性也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不妨想象一下2000年出生的一代，他們到2030年時30歲。一對夫婦，要養活4個老人。由於社會中年輕人少、勞動力缺乏，他們的工作必然很繁忙。這時要想生一個孩子，不僅會使女方暫時退出已經非常稀缺的勞動力隊伍、在家育兒，而且撫養孩子在經濟上的壓力也會讓他們不堪重負。要知道，對付人口增長，政策措施是有一定效果的。“一個孩子”的政策確實壓低了出生率，但是面對人口下降的慣性，行政命令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可以限制人不生孩子，卻無法強迫人生孩子。因此，中國目前人口政策的目標，主要不是對付最後20年已經成為強弩之末的人口上漲，而是對未來必然出現的人口下降的趨勢進行“緩剎車”。
毫無疑問，中國人口政策的既定目標還是要讓人口適當地下降。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避免“急剎車”所帶來的意外傷害。要“緩剎車”，就得提前行動20年，透過漸進的政策轉型，在人口下降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的急劇老齡化。我們當年沒有聽馬寅初的話，晚行動了20年，至今還在為此付出著代價。如今如果不能迅速接受新人口論，提前20年進行微妙的政策調整，未來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教育與老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