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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離去。所以三中的同學沒有不愛護桌椅的，全校內外整潔如洗。後來我到北大看見那麼多殘桌破椅沒人管，便給北大校長寫了封信，建議他也買把錘子，可是至今也沒收到回信。周校長第二件頗得人心的事是經常在週末和節假日組織老師們跳舞。那時跳舞還是很時髦的事。小流氓們跳舞時都要鄭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褲，覺得自己很高雅。正經人跳舞則是思想解放的標誌。三中有好幾位校長，同學們對他們的分工不大清楚，我們只覺得由周來接見我們，大概是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心裡說不清是放鬆還是失望。
周校長帶著一種嚴肅的微笑，你們的要求我們看了。首先，你們的立場是錯誤的。你們稱學校領導為“校方”，請問，你們是哪一方？難道你們不是學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嗎？你們甚至還稱學校領導為“當局”，請問，什麼叫“當局”？是國民黨當局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當局？咱們學校這座大樓，從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廳，趙一曼烈士在這裡戰鬥過，金日成同志在這裡戰鬥過，還有李兆麟將軍
我趕緊說，李兆麟將軍是在哈一中附近犧牲的，是國民黨女特務用美人計把他殺害了，兇手現在還在臺灣。周校長說，對，你們可不能忘本哪！你們管我們叫“當局”，讓我們多傷心哪！我十四歲就參加革命，一輩子為人民服務，文化大革命都沒捱過鬥，到今天可好，我成了“當局”，你們乾脆說我是劊子手。那多解恨呢！我們六君子頓時覺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長道歉，說我們錯了，今後一定改。周校長說，凡事都要從大局出發，你們這樣一鬧，要是上級知道了，就會認為咱們學校領導不力，不夠安定團結，你們願意換校長嗎？我們齊說不願意。周校長說，就是嘛，上級不許辦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帶這個頭。給你們開一個文科班，到高考時，萬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嗎？學校現在決定，文科班不能辦，但是考慮到你們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學後的時間，開一點文科的選修課，你們要是真心的，就報名選修，其實我看，也沒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鬨……
底牌亮出來，我們明白了，現在的關鍵是要先抓住選修課，經過宣傳鼓動，報名選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學並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學知識，我們那時不像現在的學生只認分數，我們是誠心誠意為了中華之倔起而廢寢忘食地抓緊一切學習的機會，誰的知識最淵博誰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種“恥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選修課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悶熱，冬天酷寒，加上“當局”的分化瓦解，家長的威逼利誘，漸漸地人數少了，教室由兩個壓縮到一個。我們用魯迅的話來安慰自己：隊伍越走到後來，就越精純。我們頑強堅持著，互相勉勵著，我們堅信“當局”的心也是肉長的。選修班的人數減到六十左右就沒有再減過。
又一個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過去了。當冰封的松花江開始解凍，幾個在冰面上跳躍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時候，我們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勝利了。幾位校長都很感動，都說這些學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氣，他們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績。於是，就拆散了原來的8班，成立了一個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們的理科學習與其他一樣，只是多加了史地兩門課而已。這樣即使上級知道，也不能說我們“偏科”，說不定還要表揚三中呢。
“文科班運動”終於勝利了，但是有好幾位大功臣沒有享受這勝利果實。比如7班的班長李學軍和學委白泉，都是鬥爭堅決的“死黨”。他們本就不想考文科，他們只是為“正義”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後，我仍然經常與他們放學後一路回家。8班從此成了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班，而“公車上書”則在我們的生命史上留下頗有價值的一頁。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時間不到兩年，但在同學的記憶中，卻儼然是一個完整的階段。那是因為我們班不僅集中了全年級的大量精英，而且發生了數不清的趣談逸事。首先是幹部嚴重過剩。當過班長和團支書的足夠組成一個政治局，班委和課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釋，總算草草委任了一屆內閣。我們班主任教語文，四十多歲，長得很像那時的影星顏世魁，一張黑臉上佈滿殺氣，永遠穿著一身黑色中山裝和一雙黑皮鞋，拿著一本黑教案，我們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課叫“黑手高懸霸主鞭”。我跟老魁說，我在初中當過學生會主席，領導這個班，沒問題，老魁一擺黑手，你啥也別當，就給我當語文課代表，有事兒我直接找你。後來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並由此悟得了許多統治之道。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