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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出書，我們的掃盲事業已經從《夫妻識字》那種粉筆加黑板的苦難歲月，進化到“告別鉛與火”的電子排版時代了。怪不得春節晚會上宋丹丹大嬸激動地表示，要學習倪萍的《日子》，寫它一本《月子》。這時導演給了趙忠祥和倪萍一個特寫，看他們笑得多甜蜜，讓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麼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麼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疵，愣給《歲月隨想》一書羅織了一大堆語法和印刷錯誤（詳見《北京青年報》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報刊其他版）。按照這些好事者的邏輯，凡國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數達到一定規模，足可給出版者和作者帶來可觀的經濟利潤的出版物，就必須表達清楚，沒有語病，否則就屬於假冒偽劣，坑害讀者，可以到“消協”去揭發控訴。這種邏輯應該說是很危險的，很容易被打成極左思潮，說你是破壞民主，反對自由，干擾市場經濟。特別是，咱趙忠祥大叔是“全國第一臉”，把這張臉打腫了，全國人民都得跟著一齊充胖子。說句掏心窩子的話，趙大叔的大書寫得還應該算是不丟人的，完全能夠代表中央電視臺的整體文化素質。我們不應該用學術著作的標準或者文學創作的標準去橫挑鼻子豎挑眼。退一步說，學術著作和文學創作的文字質量又如何？內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讀著讀著就要吃個沙子吞個小蟲的。許多大書都以勘誤表做陪嫁，結果勘誤表還需要“再勘誤”。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論文，書中所有的“情感”一詞全部印成了“性感”，什麼“文學的審美性感”、“軍民的魚水性感”以及“居委會大媽的純樸性感”一大堆，這能怪博士的語文水平差麼？我以為責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謂“責編”，在我看來有許多屬於“賊編”。他們很少有校對三遍以上的，最惡劣的一遍也不校，還經常把書稿的校對推給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適宜做校對者的起碼道理。校勘學上把校對比做仇人相對，校對者不但要具備雞蛋裡挑骨頭的狹隘心胸，甚至要懷著搞一把文字獄的陰暗心理，才能把好質量關。自己的文章自己校，當然怎麼看怎麼水靈，這也就難怪趙大叔拍案而起，宣佈《歲月隨想》潔白無瑕了。我也想幫趙大叔說一句：“就算俺的書裡有點小麻子大疤瘌，你們想咋的！出水才看兩腿泥哩！”
事實告訴我們，語文水平下降，出版質量下降，是當前全社會的普遍問題。在一個連工具書都敢胡編亂造，連二十四史都敢隨便僱幾個大學生胡亂翻譯的時代，咱們好意思單單欺負趙大叔這麼個實在人麼？如果說書籍一定要錯誤率小於萬分之一或十萬分之一才準出版的話，那現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查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燒燬。黨中央的宣傳部門三令五申要注重社會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門就是惟利是圖，只顧利用名人賺錢，而不替名人把好禍從口出的大門，結果是流毒甚廣，不把讀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罷休。中國的大部分讀者，是比趙大叔的文化水平還要低許多的，他們以為一個人天天上電視，年年鬧晚會，比中央領導還要出風頭，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金口玉牙，說啥是啥的。不但趙大叔書中的人生道理他們會牢記，以後見到動物時，他們也會模仿《動物世界》的語調憋著傷風的鼻子說：“春回大地，小袋熊發情的季節又到了……”所以說，讀者無罪，名人也無罪，而利用名人效應去賺讀者的人民那個幣而又不認真把好名人的文字關的那些人才有罪。《歲月隨想》等書的編輯質量問題，不應該成為名人出書的攔路虎，而應該成為名人們繼續出版高質量著作的鋪路石。誰規定非得博士碩士才能出書？有一句電影臺詞說：“解放才九年，要那麼高的文化上大學，等於是把工農子女置之門外。什麼是上大學的資格？這手上的老繭，就是資格！”趙忠樣大叔等名人，也算是我們國家日夜戰鬥在第一線的辛勤勞動者，他們臉上和舌頭上的老繭，就是他們出書的資格。不讓他們出書，豈不是要把貧下中農的肺都氣炸了？宋丹丹大嬸就第一個不答應。所以，我理直氣壯地支援趙大叔宋大嬸們多快好省地猛出書，並把本文的標題鄭重地贈與他們，只是這事實告訴我們，語文水平下降，出版質量下降，是當前全社會的普遍問個標題要斷開來讀：第一，語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錯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這篇文章又遇到“賊編”了。
（此文發表於《北京日報》1999／5／24，因長時間沒有收到過稿酬，後又發表於《雜文報》1999／8／31頭版。此文受到廣大“賊編”熱烈歡迎，中央電視臺的革命群眾亦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賈政讀《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