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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黑絲絨旗袍。在大後方和解放區，深顏色普遍受到歡迎。延安有一段時間流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於是乎女孩子們個個穿起了黑色的“安娜服”，為此還開展了一次規模不小的思想批判。女作家在解放區是格外受到青睞的。丁玲從南京逃脫後，輾轉投奔邊區，李夫記述了她初到保安的情形：
……丁玲終於來了。那也是一個將近黃昏的下午，室外的空場傳來了喧雜的人聲，許多人在說丁玲來了。我也擠在人群中從門口向室外望去，裡面擠了十廿個不相識的人，其中有三個女子。三個女子中間有一個胖胖的，揚著清脆而尖銳的聲音在滔滔不絕地談著路上的情形。一顆頭髮剪得短如男子，而且烏黑光亮的，襯著一張圓臉和龐大的頭，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地在轉動著。……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灰色軍裝，一頂軍帽已經給她卸在手中弄著。……我猜起來或許她就是丁玲……丁玲當時固然談笑自若，不過我看她的臉上多少帶著些女性的忸怩神態。
丁玲到保安後，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導都十分器重她，高幹夫人們爭相請她吃飯。毛澤東還專門寫了一首《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文小姐”成為“武將軍”之後，她們的時裝就具有了“組織”的性質。丁玲本來也是喜歡深顏色，她20年代在上海與胡也頻和沈從文三人同居時，喜歡穿紅色和黑色。他們成立了“紅黑出版社”，出版《紅黑》雜誌。姚蓬子回憶第一次見到丁玲的印象時寫道：“這大眼睛的，充滿了生的憂鬱的丁玲，卷在一件厚重的黑大氅裡，默默地坐在車窗旁邊，顯出一個沒落貴族的寂寞和尊嚴。”黑大氅演變成了灰軍裝，女性又一次以穿上男人的衣服來實現自己的生存價值，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就如茅盾在《風景談》中所說，只有從髮式上，才能區分出性別。丁玲、草明、宋霖、袁靜、鬱茹，她們先後穿上了列寧裝、幹部服，她們的人生價值已經不再依靠自己的肉體和衣裝去體現，而是依靠“纖筆一枝誰與似”，依靠和男人一樣的奮鬥，一樣的工作，正像陳學昭一部小說的名字所昭示的：《工作著是美麗的》。
美出天然玉不如
40年代的大上海，儘管淪陷，儘管混亂，儘管多變，但它仍是一個車水馬龍、五光十色的國際大都會。不管政治風雲、軍事局面如何動盪莫測，市民百姓仍然以自己的衣食住行為首要生活內容。當時的一首詩中說：“半壁河山土盡焦，憂時志士尚寥寥，”“國事蜩螗何足問，周嚴婚變最關心。”許多報刊雜誌的主要內容還是廣告、笑話、奇談逸聞、影壇掌故、心理測試和生活小常識。關於時髦女性的裝束，當時的《永珍》旬刊上有一組《婦女時裝吟》，描繪得既細緻又傳神：
雪肌不愛襪來籠，錦革高跟半鏤空。
六寸凝脂鮮一滴，大趾甲上染猩紅。
新裝赤足最時趨，美出天然玉不如。
春野待郎花下約，凌波不畏溼紅蕖。
雙臂袒露白如銀，電燙烏雲橢扇形。
一領羅衫剛貼體，輕盈曲線最分明。
這樣的時裝與萬里之外的歐美，幾十年後的中國，已然差距甚小。利用服裝來盡情展示玉體，最大限度地強調男女之間的對比和差異，這裡面也不能不說隱藏著十分複雜的政治文化資訊。在40年代的上海，穿衣服最有特色的要數著名女作家張愛玲了。她的弟弟張子靜在《懷念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文中寫道：
張愛玲很喜歡“特別”，比如穿衣服，總要想穿得和別人不一樣。1942年，她剛從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那天，她穿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顏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藍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兩邊都沒有紐扣，穿的時候要像穿汗衫一樣鑽進去。領子矮得幾乎沒有，領子下面打著一個結，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樣齊，長度只到膝蓋。上海當時雖然許多女青年喜歡趕時髦，但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這種式樣的旗袍。我問她這是不是香港流行的式樣，她笑笑說：“你真是少見多怪，在香港這是頂普通的式樣，我正嫌它不夠特別呢！”聽人說她有一次穿著前清老樣子的繡花襖褲去參加一位朋友哥哥的喜宴，滿座賓客為之驚奇不止。
張愛玲的奇裝異服是她生前死後人們永遠喜歡議論的話題之一。當時報刊上每有張愛玲的訊息時，她的裝扮總要佔一定的篇幅。與張愛玲同時代的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