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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俱到。他能夠在所論述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做到有新意，有開掘。如他的《宋青書枉出名門——談名門第二代》，他的《十大美人與誰最可愛》，其意義都超出了金庸小說本身。引起讀者廣泛的思考和爭論。楊興安敢於提出自己與眾不同的見解，又能夠注意言出有據，這種良好的文風學風是金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應該確立的。
從學術規模和總體力度上講，大陸的水平當然遠遠超過臺港澳等地區。但是大陸的學者往往喜做鴻篇巨論，而不大善於從細部入手，觀滄海於滴水。楊興安的金學研究，十分注重細節，如從滅絕師太的教徒和殉道，得出她一生沒有違背“正邪不兩立”的宗旨；從韋小寶的索賄行賄，得出“韋小寶的成功在於洞悉人心”。楊興安的注重細節，又並非是隨意抽樣舉例，而是與一定的量化統計相結合，如他論述“痴戀成劫”者，就列出了段譽對王語嫣，韋小寶對阿珂，尹志平對小龍女，何紅藥對金蛇郎君，李莫愁對陸展元，武三通對何沅君，程英、陸無雙對楊過，狄雲對戚芳，遊坦之對阿紫，阿紫對蕭峰，小昭對張無忌，儀琳對令狐沖，霍青桐對陳家洛，於萬亭對徐潮生，郭襄對楊過等一長串名字。點面結合，才使得立論既紮實又峭拔。面對金庸小說這一既博大又精深的藝術偉構，這樣的研究態度是完全必要的。金庸小說在文學園林中，如大俠身處江湖，名望雖大，知音卻並不多。像楊興安這般每每切中肯綮的妙談，實在堪稱是英雄難得的知音。
然而此書畢竟是十幾年前的舊作，雖然許多妙論已廣為接受，但仍希望楊興安先生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尤其希望大陸的金學研究能夠在21世紀展開像金庸小說一樣的宏大氣象。
語到極致是平常
金庸是公認的“武林盟主”，俠風蓋世。然而他的語言，卻似乎很不“俠”，很不“武”，既沒有梁羽生的英拔瀟灑，也沒有古龍的簡勁飛動。梁羽生多秀文雋語，古龍多格言警句，要從他們的作品中摘編幾本《梁羽生豪言》、《古龍妙語》，真可以說是信手拈來，俯拾即是。可偏偏輪到金庸，想編一本《金庸俠語》，竟是難乎其難。直把“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翻了個遍，也沒找出幾段“擲地有聲”的話來，教人頓生“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語言，細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論詞彙的搭配，還是句式的選擇，都很少標新立異，出人意外。那些話，你也能說，我也能寫。但就是這些話，讓無數少年著魔，青年落淚，中年搔首，老年捻鬚。技癢之下，試著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來，卻反而發現這是一種“殘忍”，彷彿是砍斷楊過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這時方領悟到，金庸的語言像一切超一流的偉著一樣，是“渾然不可句摘”的。離開了上下文，離開了整個小說的肌體，這些段落就成了失去生命的標本。標本雖然也具備一定的觀賞價值，但畢竟遠不及活生生的原態。文學史上有很多詩人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妙句，但人們卻記不得全詩，甚至記不得作者。有時找到了全詩，才發現全詩平庸得很，精彩的還就是那兩句，說不定作者就是為了那兩句，才勉強湊出了一首詩。唐詩專家袁行霈先生稱這種現象是“有句無篇”。這種現象在詩歌藝術之外也普遍得很，因為“有句無篇”畢竟要勝於“無句無篇”嘛，於是就出現了“一本書主義”，“一篇文章成大名”，“一句妙語驚天下”等等奇觀。通才全才越來越罕見了，能以平常心說平常話的人也越來越罕見了。杜甫雖發誓“語不驚人死不休”，但他的“驚人之語”不在一句兩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渾然一體的“重、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鬱頓挫”。金庸的語言也是如此，合則如星辰互照，通體生輝，分則如彩燈斷線，明暗不齊。初看上去，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為什麼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錄到中學生格言本上呢？但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樓拜說：“傑作就像大動物一樣，它們有平靜的外貌。”蘇東坡說：平淡乃絢爛之極也。金庸的語言便是絢爛之極的平淡之言也。
這種平淡，表現在不以小說作為炫耀自己才華的工具，決不到處發表自己的人生高論，也不趁機搭售自己的詩詞歌賦，更不把作品中的人物當作宣傳自己思想的傳聲筒。金庸的人物語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運、處境、心態，“人有其性情，人有其聲口”。金庸的敘述語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寫的客觀物件的性質、形態、神韻。他不直接上臺表演，他活在每一個自己所創造的角色中。如劉熙載《藝概》所云：“其秘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為我也。“正像上帝無所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