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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一直沒回北京，十幾年後，沒回北京的知青可以把一個子女送到北京上北京戶口，張燕想把兒子送到北京，寫信給姐姐，信出發後，兩個月都沒收到回信，後來好不容易收到回信，姐姐和姐夫卻不同意張燕的兒子回北京，一來嫌他笑，她們照顧不了，二來姐姐家住房少，一個男孩不好安排住，如果讓張燕女兒李靈回北京，她們倒可以接受。李靈年歲大些，又是個女孩，懂事，不淘氣，睡覺地方也好安排。
張燕無奈，只好把女兒辦回了北京，戶口上在姐姐家的戶口本上，人住在姐姐家，上學在姐姐家附近的中學。那次送女兒，她回了趟北京，可是僅僅半年，女兒就來信說不想在北京呆了，讓母親把她接回山西區，她便趕回北京，一問女兒，女兒只哭著說，不想在北京呆了，想回山西。
問她為什麼，她也不說，問來問去，她只說如果不在大姨家住，她可以不回山西。張燕知道女兒李靈沒有和大姨的兒女們搞好關係，或是姐姐的一家人說了李靈不愛聽的話，傷了她的自尊心，窮人的命是根草，可是窮人的孩子在窮人家也是個寶，當孃的見女兒受委屈，心裡便也覺得委屈，便帶著女兒上街逛逛，飯館吃頓飯，順便說些悄悄話。
小飯館裡吃了點飯，張燕和女兒李靈出來，走在路上，可巧的是，剛好遇到左小蓮，左小蓮見是張燕，立刻親的不得了，大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忙把她母女拉到家中。
左小菊也正好在家，便天南地北地大聊起來，問村裡的情況怎樣，問張燕回沒回北京，問李靈上幾年級了。問來問去問明白了，張燕還沒調回北京，女兒李靈回北京上學。
左小菊見張燕女兒好似不太高興的樣子，便問：“北京比忻縣好吧？”
“我認為還不如忻縣呢！”李靈說。
“為甚麼？”左小菊大感驚奇問。
“我在北京連做功課的桌子也沒有，每次做作業，還要坐地上彎腰在小飯桌上寫，每次寫完作業，我的腰都彎的和炒熟的蝦米似的，足有九十度，哪如我在忻縣，一張大桌子，我想怎麼寫都行。”
“她住哪裡啊？”左小菊問。
“住我姐家，我姐家房少，人口又多，她在山西農村住慣了大屋，來北京嫌房少嫌擠了。”張燕說。
“不是我嫌房小擠，他們老嫌我沒本事調回北京，就別把孩子送回北京，自己的孩子自己不養，當姐姐的從小把她養大，又要養大她的孩子，是欠她的，還說，人家別的知青都找的知青，人家兩口子帶孩子一家都回北京了，我媽非要找個老農民，想回都回不來，不光自己難受，還給親戚找麻煩，他們一說這些話，我心裡就煩了，就不想在北京住了，想回山西。”李靈感到委屈地說。
“你姐也真是，自己妹妹的孩子，住個幾年，還嫌這嫌那的，要不，讓李靈來我們家住吧，我們家現在房子多了，我父親也去世了，我父親一套，我母親一套，我姐單位一套，我單位也分一套，我現在住我爸這套，是個四居室，我還有一間屋空著，讓她來我這裡住吧。”左小蓮快人快語，好像沒經過思考過低說。
“可以啊，你如果對我和小蓮放心，把你女兒交給我們吧，就住我們家，我和小蓮一人養了一個禿小子，沒閨女，讓李靈來了，添點女兒的喜氣。”左小菊接上話。
女兒自從搬到左小蓮家住後，張燕又回北京看了女兒兩趟，都是住在左小蓮家，呆個七八天，要回山西時，才買些禮物到姐姐姐夫家看一趟。
自從張燕女兒搬走後，姐姐姐夫也有些歉意，見了張燕便也顯得更親熱了些。張燕調回北京，戶口要有個落處，便仍舊落在姐姐一家的戶口簿上。
回北京，又帶著兒子李河，姐姐家住不下，便暫時住在左小蓮家。一家三口，老在人家住不太合適，人家給你面子，你不能自己把臉往大里撐吧。張燕便找了間地下室，租住下來，女兒也搬離左小蓮家，齊住到這地下室了。
戶口回來了，住的地方安置好了，下面就是找工作。張燕回來的不大是時候，這幾年北京各單位都在精減，張燕在山西忻縣只是一個售貨員，年齡又已經四十歲，所以託人找了好久，也未找到一個接收單位。
一家三口還要吃飯，穿衣，這都需要錢，不工作，就沒有錢，正式工作找不到，就找個臨時工吧，她給人餐館打過工，給人家看過小孩，還到商店賣過布，但收入都不高，一天她去薛玉昌家找二紅坐坐，薛玉昌突然想起自己的一個大學同學在公園當園長，於是打電話讓他幫張燕找個掙錢多些又不累的活。
幾天後，那當園長的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