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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戈本”號戰列巡洋艦，大大改變了土耳其海軍的力量。同時，掌握這支艦隊的德國海軍少將蘇雄（WilhelmAntonSouchon）成為了土耳其海軍司令官，土耳其海軍固有的指揮系統也被打亂，蘇雄將軍經常越過海軍大臣傑馬爾帕夏直接發號施令。最終蘇雄率艦炮擊了俄國港口，土耳其至此捲入了戰爭。
土耳其海軍中除了這兩艘巡洋艦上為身穿土耳其制服的德國人以外，其他水兵主要是農民出身。海軍的專業水兵以及士官很多沒有受過訓練，軍官的比例異常臃腫，戰爭爆發之時，官兵比例竟然達到了八比十。大部分人員不習慣航海，缺乏海上經驗，彈藥燃料以及補給品嚴重不足。
1914年11月12日，土耳其宣佈對英、法、俄宣佈“聖戰”之時，擁有戰列艦第一分艦隊、巡洋艦第二分艦隊、2個驅逐艦隊、2個雷擊艦隊以及1個水雷作戰群。除了德國兩艦以外，主要擁有3艘戰列艦、2艘防護巡洋艦、2艘佈雷巡洋艦、8艘驅逐艦、12艘雷擊艦、2艘潛艇以及若干炮艦、佈雷艦艇等。
土耳其唯一具有較好裝置的基地便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原來土耳其在黑海的作戰計劃是屬於單純防禦性質的。由於德艦的到達，可以利用其高速效能，襲擊俄國港口以及海岸，威脅黑海戰線的側翼。
第19頁：義大利“朝秦暮楚”的背後
義大利海軍
義大利也和土耳其一樣，在開戰之時尚處於觀望狀態，自從統一建國以來，義大利經常依靠朝秦暮楚和見風使舵，尋求以很小的代價來獲得較大的成就。義大利雖說是“三國同盟”的一員，但是對於義大利而言，三國同盟與其說是盾牌，不如說是鎖鏈。俾斯麥及其後任者以及奧匈帝國都對於義大利的羸弱十分明晰，甚至加以輕蔑，並且勸阻其推行殖民主義，認為這次徒然浪費和分散義大利本身不足的軍力。而且，義大利和奧匈帝國之間具有由來已久並且很尖銳的矛盾，這也註定了三國同盟存在有不穩定的因素。當然對於義大利而言，三國同盟的建立暫時減小了他在陸地上承受的壓力，在翁貝託一世國王以及首相剋里斯皮（FrancescoCrispi）的推進下，義大利的思想家們拒絕了在法國盛行一時的發展雷擊艦艇的“少壯派”理論，更傾向於馬漢的海權思想，因此大力投入海軍建設，強調戰列艦的首要地位。克里斯皮幾乎毫無顧忌地在海軍上大肆投入，一度建立了世界第三位的強大海軍，雖然這個政策的結局是經濟以及工業的疲憊，不到十年其海軍實力又落到了第六位，但是義大利海軍也算是獲得了一筆遺產。
1903年義大利新政府注重發展經濟，經濟增長率在歐洲首屈一指。到了戰爭前夕，義大利迅速壯大的工業基礎又使得他們能夠大大擴大其軍事力量。這種以“重振羅馬雄風”之名成為列強的渴望之心，恰如義大利當時著名的民族主義詩人鄧南遮（GabrieleD'Annunzio）在其劇本《戰艦頌（Lanave）》中所云：“武裝到船頭，駛向全世界”。因此，義大利的當時對於海軍建設的規劃是，使其兵力達到法國的六成，以及對奧匈帝國擁有四比三的優勢。
為了實現其“重振羅馬雄風”的夢想，義大利最初的表現就是欲以收回其“失地”，而其中最為尖銳的，便是在巴爾幹問題上同奧匈帝國就特倫蒂諾、伊斯特里亞以及達爾馬提亞的領土爭端上。
在薩拉熱窩事件後，義大利在一次內閣會議上秘密選擇了中立。一方面以奧匈對於塞爾維亞沒有事先和羅馬商議為由，拒絕承擔三國同盟的義務。另一方面則使出見風使舵的故伎，將自己作為一個決定性的砝碼。在透過九個月的討價還價和權衡利弊後，1915年4月26日，義大利和協約國簽署了秘密的倫敦條約，定下了一個月後加入協約國參戰的協定。1914年初開始擔任義大利首相的參戰派薩蘭德拉（AntonioSalandra）將參戰稱為“神聖的利己主義（sacroegoismo）”，藉此機會“收復失地”以擴大領土。
當時義大利海軍參謀總長迪·雷韋爾伯爵（PaoloEmilioThaondiRevel）提出了一個比較審慎的計劃，他將戰列艦集中於下亞得里亞海布林的西和塔蘭託港，依賴輕型艦艇在亞得里亞海以及達爾馬提亞海岸外作戰，他希望以輕型艦艇首先消耗敵艦隊，然後以一場優勢下的大艦隊決戰中擊垮對手。不過一旦義大利陸軍逼近波拉港，艦隊便會駛向威尼斯，保護其陸軍近海側翼免遭敵方海軍炮擊，此時倘若與敵方艦隊遭遇便與其交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