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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們完全有可能在不對我們的哲學背景假定做任何修正的前提下，對我們關於誰應被囚禁誰應被治療的政策做出重大修正。畢竟，當我們發現某一被囚禁的個人被錯判時，也並不改變我們關於有罪和無辜的觀念。我們將這不幸的人從被認定為有罪者的集合中移除，但不改變集合成員的判定標準。
完全是因為我們堅持我們對罪行概念的標準理解，才讓我們認識到這個人終究是無罪的。類似的，基於新證據的力量，一個類別的個體可能從被視為可責者的集合中被移除，而同時不對我們關於道德責任能力的觀念做任何改變——特別是不發生任何“腐蝕”。我們只是會發現，我們社會中可負道德責任的人比我們迄今所認為的要少。
那句焦慮的咒語又來了：“可這一切到哪裡是個頭？”我們是在朝一個百分百“用醫學方法處理”的社會前進，在這種社會里沒有人是可負責任的，每個人都是其某個不幸背景特性（先天的或後天的）的受害者？不，我們不是，因為存在著對抗這一趨勢的力量——不是神秘的形而上學力量，而是容易解釋的社會與政治力量——它們和阻止法定駕駛年齡上升到（比如）三十歲的力量實際上是同一種。
人們想要保有責任能力。成為自由社會中一位聲譽良好公民所能帶來的利益，得到了如此廣泛而深刻的領會，因而總是存在一個把自己包含進去的強烈預設。受譴責是我們為獲得信任而付出的代價，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樂意支付它。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在某樁違法行為中被抓住後接受懲罰和公開羞辱，以此換取一個重新回到遊戲中繼續玩下去的機會。
所以，守住界線避免潛行開脫的最佳策略很清楚：保護和加強一個人若是聲譽良好公民就會參與的那些遊戲的價值。是這些利益的腐蝕，而不是人類和生物科學的前進步伐，威脅著社會均衡。（回想一下伴隨著蘇聯的衰敗和最終崩潰的那條諷刺標語：他們假裝付我們錢，而我們假裝工作。）
第31節，
因為總是存在強大誘惑讓你把自己變得足夠小，以便將你行為的原因外部化並拒絕承擔責任，抵消這些誘惑的方法是，給人們一個他們無法拒絕的提議：如果你想要自由，你必須承擔責任。可是那些就是無法自力更生的可憐蟲又怎麼說，他們抵禦誘惑的能力弱小，幾乎肯定要過一種犯罪並受懲罰的生活？這樣一個僅僅偽裝成自由選擇的強迫性提議，對他們是不是不公平？
他們無法真正履行承諾，於是就被懲罰。他們或許是有用的替罪羊，因為我們用他們樹立的例子讓懲罰預期保持生動，而這些預期真正威懾了那些自我控制能力稍好的人，可這不是明顯不正當的嗎？畢竟，“他們不可能不這麼做。”在一種意義上，這句老掉牙的話適合這一情況，但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它不是非相容主義者所擔憂的那種意義。
跨越門檻過程的動力學，或許在偶爾會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極端案例中可以看得最清楚。比如，我們應該對已定罪的戀童癖（pedophiles）做什麼？再犯率是驚人的——很明顯，你真的無法教會這些老狗新花招——假如給他們自由，他們可能造成的傷害將是更駭人的（昆西（Quinsey）等人，1998）。
然而，存在一種其有效性已為研究所展現的治療方法，它能賦予戀童癖自我控制能力，從而讓他們變得足夠安全而能夠回到社會（在一些額外監控之下）：去勢（castration）。一個可怕症狀的可怕矯正。這會是合理的嗎？這不是“殘忍而不尋常的懲罰”嗎？重要的是，許多被定罪的戀童癖自願接受去勢，作為對無限期監禁的遠更合意的替代。（把一個性犯罪者釋放進一個社群，引起其居民完全合理的害怕和憤怒，並決心組織警戒隊以迫使這個危險人物離開本鎮，這種時候，你倒較少聽到對殘忍而不尋常懲罰的抱怨。）
問題遠未解決，而且被許多因素複雜化了。去勢是透過停止睪酮（testosterone）流入身體而獲得其主要效果的，而這可以用化學的或手術的方法做到。化學去勢需要反覆注射而且一般是可逆的，但藥物有一些不良副作用；手術去勢是不容易逆轉的，但它對行為的主要效果可以透過自我施用睪酮而被繞過——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話。可是為何他會想要這麼做呢？（例如，見普倫特基（Prentky，1997），羅斯勒和魏茨滕（RoslerandWitztum，1998）。）
去勢的象徵效果，是讓這話題如此充滿火藥味的明顯因素。假如手術切除（比如）闌尾也能對接受手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