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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能忘記，競賽確實發生著。思考發生著，而且思考如何發生影響著哪些模因表現良好。
進化的達爾文演算法是介質中性的。它們無關蛋白質，無關DNA，甚至無關碳基生命，它們是關於伴隨變異的差異複製的，無論那發生於何處、在何種介質中。這一點在我們轉向道德性（morality）的進化——如我們即將做的——時顯得尤其重要。為領會這一中性，考慮一個有關另一個人類獨有創造物——音樂——的幻想。我們智人成員非常可能擁有某個與音樂有關的遺傳稟賦。但無論這是否可能，讓我們為思想實驗起見而假設如此。讓我們假設，我們對音樂的熱愛，我們對音樂的反應，我們的音樂才能，等等，部分的是某種經遺傳傳遞的設計特性的產物。讓我再假設，這將我們與智慧“火星人”（某種非人類，但文化上老練且善於溝通的物種）區分開來，後者在遺傳天分上完全缺乏喜愛音樂的人類怪癖。
一個火星人組成的研究團隊造訪我們的星球。他們中的一位在智識層面上對地球音樂產生了興趣，並努力將一個人類音樂熱愛者的全部辨別力、偏好和習慣等等，吸收進他自己的知覺能力和癖性中。一個普通人類不需要做這些工作，他實際上是天生的音樂熱愛者，而對於想象中的火星人，音樂確切無疑是一種後天獲得的品味。但假設該火星人憑藉勤奮學習和自我訓練確實獲得了它。現在拋開該火星人是否真的“以人類的方式”賞識音樂這個（根本就是無聊的）問題，轉而考慮更有趣的問題：是什麼模式區分了偉大音樂和好音樂和勉強過得去的音樂以及糟糕透頂的音樂。
比如，該火星人若要成為一個出色的音樂評論家，將不得不去領會的模式是什麼？這些將是達爾文主義音樂理論家最渴望去發現的模式——肯定與曲折的智人遺傳歷史深深糾纏在一起，但可以被獨立描述。假設我們的火星人先驅將地球音樂帶回火星，其他火星人喜歡上了這一外來的新消遣，並追隨他們先驅的引領，勤勉地向自己灌輸必需的（但由文化攜帶的）態度和性情。當他們演奏、享受、批評莫扎特的作品時，對其性情來源的解釋將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遺傳方面的，但那又如何？
第27節，
某人到底是個“自然的”（經遺傳設計的）音樂家還是個“人造的”（經文化設計的）音樂家，（從某些重要的觀點看）真的不重要。讓這成為莫扎特音樂，或巴洛克音樂，或地球音樂的有關關係、結構、模式的問題，將是介質中性的。而且，如果（這似乎很可能）火星人流行榜包括一些在地球上從未有人問津的作品，那麼對導致火星人與地球人品味差異的反應差別的解釋，對其遺傳或文化起源將是中性的。如果火星人根本無法獲得這些品味，那他們將永遠不會展現出能保持該現象的偏好或習慣模式，他們長的是遲鈍的耳朵，音樂與他們無緣。
但如果他們能夠獲得音樂品味，那怎麼獲得的其實並不重要：在其發育過程中天性與教養的力量的疊加，可以透過許多不同路徑——都是達爾文的——而達到相同的總合效果。這個科幻小說般的思想實驗，提醒我們記住一個關於人類音樂家直接差異的重要真相。在那些擁有“先天”音樂才華，和那些必須透過反覆灌輸而將大堆理論內化的音樂家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然而，宣稱只有前者才是真正音樂家，只有前者才是在真正演奏音樂，是某種近乎於種族主義的做法。我猜，最終我們將能夠識別出“導致”音樂天才的基因，但音樂理論是也應該是中立於這些基因的。●米●花●書●庫● ；www。7mihua。com
所以，解釋道德的理論也應如此。它應中立於我們的道德傾向、習慣、偏好和癖性是不是基因或文化的產物。一個重要的經驗問題是，在何種限度上我們生就一副“良好天性”——如德瓦爾（deWaal，1996）曾就黑猩猩說過的，而在何種限度上我們生來就是“扭曲的”，不得不被文化所掰直——如康德曾就我們說過的：“AussokrummemHolze；alsworausderMenschgemachtist，kannnichtsganzGeradesgezimmertwerden”（用造人所用材料那麼扭曲的木料，造不出任何完全直的東西）。對道德如何出現以及為何它具有它所有的那些特性的解釋，無論如何都必將是達爾文主義的。文化的和遺傳的傳遞通道之間的相互作用，只能從一箇中立視角處理。
甚至遺傳上完全同一的群體，也可以因為文化機制而在表現型層次上出現深刻差異，而這些差異在對自然選擇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