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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認真關注了像丹尼爾魏格納和喬治安斯利這樣的心理學家，羅伯特弗蘭克這樣的經濟學家，理查德道金斯、賈瑞德戴蒙德、愛德華O威爾遜和大衛斯隆威爾遜這樣的生物學家，以及其他其觀念在本書中扮演了突出角色的學者，便不能自稱在自己的主題上履行了他們的專業職責。b米b花b書b庫b ；www。7mihua。com
當然，我不是持有這一觀點的唯一哲學家。像喬恩埃爾斯特（JonElster）、艾倫吉巴德、菲利普金切爾（PhilipKitcher）、亞歷山大羅森伯格（AlexanderRosenberg）、唐羅斯、布賴恩史蓋姆斯、金斯特林和艾略特索布林這樣的傑出哲學家，在闡明科學和哲學問題的過程中，在挖掘這些哲學礦藏的豐富來源方面，比我走得更遠。
在本書的論述過程中，我不僅是將注意力揮霍在了非哲學家的觀念上，我還忽略了不少很有聲望的哲學家的觀念，繞開了一些在我自己學科中激烈的爭議，沒有過多提及。對這些辯論的主體們，我還欠一個解釋。有人很可能會問，用來演示他們精心構造的分析之靠不住的我的反駁、我的證據、我的哲學論證，又在哪裡？我給出了少許：比如奧斯丁的推杆、凱恩的實踐理性機能和邁樂的自主性，都得到了哲學家們通常會期望的那種詳盡分析。
至於其他的，我決定將舉證責任推給他們。開展一項哲學爭論需要一定數量的共同背景假設，而我確信——不是證明了——我的通俗故事和觀察對他們的一些起始假設（enablingassumptions）提出了挑戰，讓他們的爭論變得可有可無，儘管這些爭論對那些捲入其中的人很有趣。
我原本可以確切地說出如何與為何是這樣，但那要花去上百頁或更多密密麻麻的文字註釋和論證，最終將其判定為虛假警報，一個需要避開的掃興結局。對我來說這是個冒險決定，因為他們隨時可以演示，我糟糕地低估了他們共同前提假定的不可避免性，但這是個我打算去冒的風險。
我在本書中的目標是要演示，如果我們接受達爾文“奇怪的推理倒置”，我們便可在道德與意義、倫理與自由的問題上建立起最好最深刻的人類思想。進化視角遠非這些傳統探索的敵人，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盟友。我並未尋求用某個達爾文主義替代品去取代卷帙浩繁的倫理學成果，而是要將這些成果置於一個配得上它的基礎之上：一個有關我們在自然中位置的現實主義的、自然主義的、且有望統一的圖景。
認識到我們作為會反思、會交流的動物之獨一性，不需要任何在達爾文面前挑釁地揮舞拳頭的人類“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或者避開從清晰連貫且紮根於經驗的思想體系中所收穫的洞見。我們能夠理解我們的自由何以比其他生物更多，並看到這一提升了的能力如何帶來了道德含義：貴族義務（noblesseoblige）。我們處於決定接下去做什麼的最佳地位，因為我們擁有最廣闊的知識和相應的觀察未來的最佳視角。等待著我們星球的將是個什麼樣的未來，取決於共同商議說理的我們所有人。
第40節，
對來源與進一步閱讀的說明
羅伯特凱恩的專題選集《牛津自由意志手冊》（2001），收集了近些年該哲學主題上重要作者的一些新撰寫的文章，讀者藉此可以對本書所涉及的主題進行有益的交叉比對。
昆西等人在《暴力犯罪者：風險評估與控制》（1998）中很好地考察了懲罰與累犯這個複雜話題，該書是對累犯預測與處置的一個統計手段高超且視野開闊的概述，並對精神變態者給予了特別關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發現之一是，在監禁期間接受了社會敏感性和人際關係訓練的精神變態者，獲釋後更可能實施暴力犯罪：“於是我們推測，患者從強化教程中學到了許多，但變態犯罪者將他們的新技能用在了完全出人意料的用途上”（p。89）。
哲學家需要重新思考他們在討論精神變態者和其他疑難罪犯時通常會援引的起始假設（一些過度簡化）。如同往常，哲學家脫離事實基礎的蒼白想象力，是個過於遲鈍的工具，不足以在如此微妙而重要的問題中派得上什麼用場。
斯蒂芬懷特的《自我的統一》（1991），特別是第八和第九章，包含了對一些我在這裡僅以粗線條描繪的話題的尖銳而詳細的分析，其中展開的論證將滿足那些懷疑者，特別是對他所提議的反轉的必要性與穩妥性的懷疑。我尤其讚賞他對處理這些問題的早期哲學嘗試的缺點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