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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後，骨灰就存放在八寶山。
曾山去世後，幾位老帥和老同志都很關心我，葉劍英、聶榮臻元帥等都來安慰我，幾位大姐也問寒問暖，我很感謝他們。
那時，我什麼都吃不下，人瘦得不象樣子。我在醫院住了一段。回家後，在家裡坐也不行，走也不行，哪裡都不能去，到處都能看到老頭子的身影，好像他隨時都在身邊，隨時都會回來。家裡來了好多曾山家鄉的人，還有好多熟悉他的老戰友、老同志，大家淚眼相望，看著都難受。後來家裡人把我送出去住了一段，回到家裡，還是不行，沒人時忍不住要哭，忍不住時還自己跑到八寶山去看他。過了好久，才慢慢正視曾山已經離開我而去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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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兜“遺產”
曾山去世後，我收拾他留下的東西，他的所有遺產裝了一網兜。這一網兜遺產是什麼呢？一條抗日戰爭繫到去世的皮帶；兩雙補丁疊補丁的襪子；一頂抗戰時期繳獲的日軍皮帽子；一條千瘡百孔的舊浴巾，他去世的前一天我還用這條浴巾為他擦背呢；一件灰藍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十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補丁；一件米黃色毛料外套，領口、袖子都磨破了，這兩件現在撿破爛的都不要的外衣，是他在世時上班穿的最好衣服；一張他自己親自打了20多個補丁的草蓆子。收拾著他留下的那一網兜“遺產”，我忍不住淚流滿面，老頭子一輩子太苦了。
在家裡，曾山常對孩子們說：“我們是勞動人民出身，絕不能搞特殊化。”記得1952年我們從上海搬到北京時，用了幾條抗日戰爭時期留下的黃馬搭子，就把被褥呀、衣服呀、書呀全部家當裝完了。
在北京單位安排我們住一個四合院，他覺得房子大，就請其他工作人員一起住。公家在家裡的客廳和辦公室配備了地毯，但他不讓用，親自捲起來，退回了機關。
單位給他配備了工作用車。他對全家人講，車是國家的，是讓他工作用的，家裡的所有人都不許因為自己的私事用車。我和孩子們從來都不搭他的車。有時孩子們有病，我們也是擠公共汽車去醫院。我上班的地點離他單位很近，但我從不搭他的車上班，一直是擠公共汽車上下班。
家裡的支出由他管，家中收入、開銷都是量入而出。發了工資，我回家就給他，我留十塊錢，在機關吃飯時用，其餘的都給他。支出一般是三分之一交黨費，三分之一家裡生活用，三分之一寄給曾山母親，照顧在家幾位老人的生活。我們的工資也算不少，但每個月都顯得挺緊張。
曾山要求日常生活要節約，不要浪費，平時生活很隨便。他一生不抽菸、不喝酒，有什麼吃什麼，不挑不揀。他是江西人，愛吃辣椒，每頓都要有。曾山歲數大了，為了照顧他，我讓他早上一杯牛奶，一個雞蛋，再吃點稀飯。他還不肯吃，覺得太奢侈。我就強迫他吃，他年齡大了，工作又辛苦，身體還弱，不吃一點有營養的東西不行。曾山是南方人，不愛吃餃子，愛吃大米飯。我已經習慣吃麵食了。
一般人都想不到他最愛吃的東西是什麼，是豬大腸。饞了，就自己去買，自己洗，自己做，燒上一鍋，味兒飄出來，挺香。但家裡其他人都不愛吃，看他吃得那樣香，還真解饞。一頓吃不了，就下次熱一熱，接著吃。
他在穿著上也很簡樸，不講究穿衣服。在上海軍管會期間，為了同工商界人士打交道，管理員要給他做套料子衣服，他不同意，只讓做了套布制服。他說：“現在國家還很窮，我們做領導的不能和資本家比闊氣。”到北京之後，他好多年都一直穿著這身衣服。他一件襯衣穿十幾年，補了又補。襪子也是這樣，不到無法再補，就不肯買新的。直到過世，他也只有兩套衣服，來回的換著穿。現在吉安烈士紀念館裡，就陳列著他的這件衣物。
他一生沒有買過一塊手錶。建國後，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李堅真大姐看到他用的是懷錶，就把自己的手錶送給他。這塊手錶，他一直戴到去世。
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
1964年10月，曾山和陳少敏大姐率國家機關農村社教工作隊到山東曲阜縣小雪公社北興大隊蹲點。曾山那時已經65歲了，身體也不太好，但他依然堅持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吃的是按定量分配的地瓜等粗糧。曾山在農村和農民一樣，什麼活都幹。最後，還是因為病了才回來。
三年困難時期，曾山自己搬掉我們住的院子的地磚，開了兩塊菜園子，按季節種上玉米、西紅柿、絲瓜、辣椒等蔬菜，而且從種到除草、噴藥、施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