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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好奇，更沒有探索究竟的一絲半點衝動；以至於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即將成為我的妻子的她相約到公園照相館拍結婚照，當時和我的同桌同學丘秀英邂逅，居然沒有打招呼的勇氣，只是擦肩而過而已；雖然早就知道陳少華是初一三班的同學，但我也是最近在前述的聚會上，第一次和不同班但同年段的陳少華同學正式打了招呼，時隔將近四十年才姍姍來遲的招呼，這種難於想象的滯後，應該告訴我們的後代，他們的父輩當年的心身發育是何等的自閉和壓抑，這是一種近似病態的自閉和壓抑。
考入雙十（當時已經改名為八中）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事，一個是自己當年的考試成績相當優秀，另外一個是家裡當時主要考慮的是學校離家裡很近，無需搭乘公共汽車上學；時任廈門一中校長的王毅林，解放前曾經擔任廈門地下黨城工部市委書記，父親和王毅林校長有過一段相處和共事的經歷；和王毅林的相識是父親一輩子最珍貴的記憶。王毅林事後獲悉我已經被八中錄取，還對我父親有所抱怨，何以不讓他就近照顧一下世侄，但如果當時因此進入一中，我也就沒有感悟雙十的福份了。
記得收到錄取通知書當天，全家人都很高興，媽媽同時也告訴我，需要自己賺一點錢繳納學費；那一年我的暑假是在舊居悶熱的木板房裡糊紙盒度過的，當小學同班同學，也是中學同班同學的吳國琴帶著班主任潘明貴家訪時，我的雙手沾滿的是漿糊，一臉的尷尬情境至今還念念不忘。
初一年的學習並不如意，第一學期下來，數學考得一塌糊塗，最後還需要補考才能過關。薩珍老師讓他的兒子，我的同班同學龔元利用業餘時間對我進行輔導，我也是那時才知道教務處長龔志溥是龔元的爸爸，適逢高考準備最緊張的時期，每次到薩珍老師家，總是會聽到龔麟學長怒氣衝衝的抱怨聲，弟弟妹妹們的聲音經常很吵，吵得讓他心煩意亂；龔志溥老師和龔麟學長讓我感到神秘和敬畏，我根本沒有機會和他們打招呼；但輕聲細語的薩珍老師，讓我經常可以感受到母親加上老師的溫馨，我很羨慕龔元有這種得天獨厚的優越。
1966年的夏天就要來到，匆匆忙忙的考試即將來臨，第二學期開學之初，潘明貴老師在課堂上發給我們每人一份登記表，要求我們如實填寫家庭成員以及他們詳細的政治履歷情況，不得有任何的隱瞞；興沖沖的我在把表格帶回家之後，我並沒有從祖父臉上那一絲憂鬱神情看到什麼，後來才知道這是一份必須老實交待家庭政治成份的表格，年僅不到十三歲的我，壓根不知道它叫政治太沉重的份量；遞交表格之後，班主任在班會上措辭嚴厲地批評一些同學沒有如實交待和填寫家庭政治成份和父母的歷史問題時，雖然沒有將嚴厲的目光特別投到我的身上，但我當時似乎有一點忐忑，至今我並不知道這種忐忑是怎麼走出來，或許是一種第六感吧。
第六感很快就獲得驗證。1966年的6月，學校開始出現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校園沸騰了，年段主任和班主任宣佈學期考試取消，班上的同學聽到這個訊息之後，開心極了，不用考試就可以直接進入高年級，天大的好事，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啊。
餡餅並沒有吃到，但學校開始批鬥老師了，大字報不僅貼滿校園，也開始貼到班級裡和走廊上，此時此刻，我和班上的同學才吃驚的發現，彭一萬老師是大右派，薩珍老師是歷史反革命分子，還有更多的老師被貼上大字報，許多老師的名字被打上猩紅的大叉叉，其中包括許建立同學的父親、衛生室黃則松老師、陳動同學的母親、講授歷史的施淑敏老師以及許多素昧平生的師長們……
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那一天，薩珍老師在貼滿大字報教室門前，被迫趴在地上從一個小小的類似狗兒進出的門洞裡爬進教室，她的臉上看不到的驚嚇和屈辱，我卻在龔元同學的臉上看到了；在某一個上午，也在和平樓二樓的走廊上對陳動同學開起了批鬥會，也就是那時，我第一次聽到後來是我的恩師陳孔立的名字。
我是在努力爭取和其他同學一樣成為紅衛兵的過程中，知道自己原來一早就是“ 黑七類”的孩子，身上早就烙上政治另類的印記，我沒有資格投身紅色風暴的漩渦，連邊緣體都沒有資格，那還是十四歲不到的年紀，至今我還深深記得父親將他當時屬於敵我矛盾行為的真實告訴我時，併為此而捶胸頓足失聲飲泣的情景，我望著父親充滿負疚愧責的雙眼，望著牆上掛著父親在我尚未出生時，為了確保東山戰役唯一的運輸管道——漳州的江東橋，差點葬送生命而獲得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的一等功獎狀，我大惑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