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光復:華文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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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細胞內，所有的癌細胞都彼此依賴，而對於外界的健康肌體，這些細胞都有著驚人一致的吞噬破壞效用。自中國明朝之後，整個中國社會的發育和生長，已不再是朝向健康和發展的方向了，而是轉向了癌細胞的模型，並且更加緊湊，更加團結，更加萬眾一心，決意與世界相隔離。這是中國歷史的大哀和大不幸。在這樣的一個系統中，任何一種革新的思想，都會被作為異端而由這個系統乾淨消滅掉。

培根在第四例所指出的“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飾的愚昧無知”，似乎是對中國愚昧歷史的最終總結。從第一例至第四例，培根為中國建立了一條很清晰的文化與歷史觀的愚味邏輯發展軌跡。這最後的一例，乃是中國之於愚昧而至反動的最高旗幟，它鮮明地將“愚昧無知”作為了這個國家自上而下的全體價值觀，也成為了這個社會的存在基礎。如果沒有外界更強大的力量介入，這個系統的存在將會持續很久（事實上它已經存在得夠久了）。直到今天，這種“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飾的愚昧無知”仍然在21世紀的中國大行其道，因為，21世紀既有可能是屬於先進文明的世紀，而同時，它也更可能屬於心靈脆弱而無法在一個新的時際到來時發生改變的世紀，而更為根本的問題在於，在這個新世紀到來之前很久，這個單極國家與社會的相當一部分已經發生了癌變。

這是21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最核心的課題。因此，21世紀的中國的核心所在並非GDP，也非其政治的體制改革，而是中國文化價值觀的系統基礎轉變。這個基礎不變或是變化過慢，對於中國在今天的發展將有巨大的遲滯。現在，這種遲滯已經在中國社會各領域表現了出來。至於我，則是這個巨大癌細胞中的一個變異者。如果在稍為靠前的二十年，這些思想就會註定已經被消滅了。這是一個令變異者極其幸運的時間。而人類們，也已經發現了這個巨大的癌體，現在，人們正在從它的外部開始著力，一些新的特效藥劑正在注入這個巨大肌體。而文化的變異分子則從中發揮出響應。

在這一章中，我試圖對中國社會的落寞作出一些分析。整個中國社會的無為，不非指中國道家思想，而是基於集體的脆弱和群體的無意識所致的無所創造與無所作為。這一點，已經由中國曾經的歷史和正在進行併發生中的事實作出了說明。這種無所作為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對歷史的不負責任，然而，對於中國的傳統觀念而言，這種歷史責任觀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便存在也是可笑的。

在中國明朝，政治的無為與皇帝的無能以及社會價值的無道是相互鉤連的系統。明神宗的長期怠政在中國帝王史與社會歷史中均是罕見的，也是中國歷史對於人類發展所貢獻的一大反面教材。而至此之後，明朝的皇帝便一個不如一個，更令宦官閹黨結幫而至專權，其中尤以熹宗時不識字的太監魏忠賢營結黨羽為盛，令明朝外憂內患不得安寧，到最後崇禎皇帝時，大明已是前景晦暗，國力衰敗難以再興。

因此，一個社會的無為，並非僅僅指其一端，無為所帶來的社會不進取，國家不進步，假若真如此，歷史倒也可以在它的時間軸上歇息一番了，然而無為的真正結果恰恰遠非如此，而是巨大的歷史倒退。明朝萬曆之後，就已經是外憂內患不止了。外有西洋殖民者，有倭寇逞兇頑，還有由女真族崛起的滿清，到崇禎皇帝時，繼努爾哈赤之後的皇太極就已是十分的強大，清兵叩關而戰、深入明朝腹地而飽掠，以致明軍只能尾隨而不敢交兵，可見明朝之國之必衰之象。

明朝的內患，除閹黨宦官外，更有一批無為而對搜刮民脂民膏而有為的論腐敗官僚，而由之導致的民眾反抗和起義也是此起彼伏，最後終於釀成了陝西米脂的李自成和延安的張獻忠起義。從1629年開始，這場起義起伏輾轉，最後於1644年以大軍壓境而佔領北京明朝都城，該年三月十九日山崇禎皇帝拉著太監王承恩在煤山自吊而死，於是有著276年曆史的明朝便一夕傾覆。中國的歷史往往沉寂而漫長，在這種歷史之中，一百年不會令人有什麼感覺，一千年也只不過只是時間的延續，而無法對中國社會起到怎樣劇烈的變化。然而，一當歷史轉變的時刻到來，這種變化又是何其之速！

明朝氣息奄奄行將覆亡之際，在一衣帶水的東瀛，則是日本進入為期268年德川幕府時代（1600年…1868年）的開端之時。對於這個幅員狹窄的島國而言，德川時代的誕生成為了日本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繼它之後，便進入了現代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這個國家和民族，自隋唐開始就與中國形成了一種深遠而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