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光復:華文漫史

第32部分 (第2/4頁)

嫁接與偷換倒是給了封建帝王們一個極好的統治由頭（這個以天理而為的由頭實在是太大了）。進而，朱熹更提出“天理存而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的說教，將天與人完全對立起來，不能不說，我們反過來可以從這一主觀對立的把戲之中看出封建專制主義的極深印痕。在這裡，朱熹已經完全失去了客觀唯心思想的判斷標準，而是進入到一個專制統治者自我認定的一個局狹價值尺度，以致使他甚至忘了自己所稱的“宇宙之間一理”之不可為什麼所動搖的這一基本義理。

國家智力與朱熙理學（5）

這種由客觀迅速轉變為主觀的學術思想所出現的反覆，只有兩種狀況可以解釋：一是朱熹的研究發生了巨大的混亂（這一點在科學未興的時候出現我們還可以諒解，因為朱熹無法分辨清楚什麼是客體而什麼又是主體），第二種解釋則可以說是朱熹選擇了學術上的投機。這種投機，在中國文化和學術思想史上比比皆是。儘管今天我們已無法判定朱熹究竟是因為了哪一種原因而致如此，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他之後，他的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這個國家封建帝王們十分好用的思想統治工具，而他對於儒學經書所著的《四書集註》，自中國元代開始，直至明、清，都一直被指定為中國科學考試的標準答案，這一段歷史，將近有七百年。儘管1905年科舉制最後被廢止，然而直至今天，這種因為“滅人慾”這簡單三個字而導致的中國社會想像力缺乏仍然是我們整體文化素質低下的巨大後遺症。

我在稍前的文化思想討論中，曾經談到過儒學對於中華文化進步與發展的某些遺害，這一觀點很可能會引發某些學術上的衝突，而一個顯然不爭的事實就是：無論是最早的孔子還是董仲舒直到朱熹這位理學大家，在將近2500年之中，由他們（還包括封建統治者們）所建成的中華文化價值主軸便是一條由“克己復禮”到“滅人慾”的儒術獨尊之道，以致使中國社會所有的主流文化思想，無一不帶上這一價值的深刻印記。也正因為如此，事實上中華文化的燦爛星火，一直都很難在這條主軸中探尋得到，而只能由先秦思想以及南北朝民歌和唐人的詩賦宋代的詞人中找尋到些許，並透過後人們將以放大（這種放大的過程中還免不了滲雜進我們特有的文化自滿和虛榮心），並由此而作為今天我們與世界文化對話的支票存根。中國的文化學者們，似乎都很以為這樣的票額已經足夠大，從而從根本上忽略了這種缺乏想像力的文化所導致的整體國家智力低下這一存在事實。

在這裡，國家智力已遠非一個國家的文化虛榮心所能取代的了。在一個國家的整體智力體系構成中，文化歷程的時間只是其中的一項指標，而文化的整體想像力與創造力則更為重要。一個國家並不排斥一個個體或一些較小群體的高智慧，然而基於其文化本身想像力與創造力基因的整體性缺乏而導致她的平均智力水平低下。這種狀況，在缺乏對比的封閉條件下是難以自覺發現的，而一當對比的條件產生，這種懸殊和差距就會顯見無疑。19世紀上半葉所發生的第一次中國與世界的碰撞，將這上差距首次顯示了出來，這種因為國家智力低下而導致的行動力和能力虛弱使我們幾乎無法保全自己的國家。

當宋朝作為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和朝代而出現在中國歷史中時，當我們以活化的歷史觀來看待這個國家所有經歷的過往時，我們不能不被迫從更深的一處來找尋導致這一積弱的根本原因。結果，我們發現，所有的積弱並非中國之物質，也非中國之人民，同時也不是因為國家機器的無能，而是這個國家在漫長時代中的文化和思想僵化，它們幾乎是停滯不前的，甚至，這些文化和思想只打算將這個國家拖入一個自甘墮落和無所作為的墳墓，在很多情況下，那些統治君王們，都是在最後被時勢淹沒時才會驚惶失措，而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化偽道者假借宇宙世界的真理之名而精心羅織出一張巨大的時空之網，讓所有的人們都生活於其中而渾然不覺，直到世界另一端的堅船利炮前來叩門。

今天，這張文化偽道的網還在，21世紀的到來，不過僅僅是讓它被全球化戳破了幾個洞，更多的人們，仍然沉溺於這種無須創造和亦無須想像的自慰的普世文化中。

國家智力，也是一個國家國民智力的總體反映。從這一角度來講，國民的智力又由這個國家的普世文化的取值標準而定。即使在今天，認真來檢索這個國家所形成的普遍文化態度，會發現，這種態度中幾乎並沒有太多屬於文化先進的成份，更多情況下則是自私自利以及狹隘的人際關係充當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價值標準。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