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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了，由於工作的勞頓，家倫明顯地消瘦了。我們約了四五個人聯合在附近一家小飯館包飯，每月每人九元。這小館的菜餚質量並不下於名菜館，譬如我們的四菜一湯，那個湯基本上是全雞全鴨，除一蓋碗沱茶外，豆腐腦隨便吃。家倫有時下廚直接點菜。
日寇侵略的烽火雖然膠著在貴州以東一帶，但敵人想速戰速決。於是，他們從誘降改變了策略，竟然用狂轟濫炸，企圖逼降。
我那時在出版《救亡日報》航空版，小印刷所被炸燬了，香港的好友又力促我去另搞出版。家倫正好和應雲衛導演的《塞上風雲》攝影隊同去塞北，既為影片作曲，也完成蒐集民歌的願望，我們便各自南北而分道揚鑣了。
我到港後適我哥也來港，他與我友商妥叫我去仰光主持一家“公司”。於是我又轉搭輪船赴越南轉昆明飛到緬甸。我在臨行前接到家倫的信，他已動身隨《塞上風雲》攝影隊到塞北去了。
他們經過延安的時候，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和宴請，也看到毛澤東和應雲衛比賽吸菸，毛只吸三口，一支菸便燃燒到手指捏住的邊沿，應雲衛立刻認輸……後來，聽他們說起而傳為佳話。
陝北邊陲的榆林，那裡的最高軍事指揮官是鄧寶珊，他是國民黨開明的高階將領，和共產黨是很友好的。當《塞上風雲》攝影隊到達榆林時，鄧將軍熱情接待他們。因此他們拍攝外景的所有困難的問題，都很順利地得到了幫助和解決。
一曲難忘（2）
鄧寶珊從他的秘書那裡知道這個攝影隊，既是國民黨軍委會屬下的單位，又是靠攏共產黨的左翼藝術家。他想贈送他們一點零用錢，但是不能做得太直露，感到為難。還是他的副官足智多謀，他給他們安排了幾桌麻將耍樂，在每個座位上都放上二十塊銀元，說明不論輸贏都是各人的，只是藉此助興罷了。
不久當副官離開以後，家倫很誠懇地與大家商量，麻將照打，不管輸贏，玩它一晚，打完把錢放回原位，主人對我們的招待已經非常豐盛了，我們應給人家留下一個好印象。他們這樣做法不僅使鄧寶珊感到非常讚賞，也贏得了司令部里人們的尊重。同時鄧將軍對家倫通曉天文地理是很欽佩和讚賞的，因此，他每次因公到重慶，總要前往看望家倫，或者邀請他作客，歡聚暢談一番。
家倫對婚姻問題總是抱著他自己固有的態度。有一次，某將軍有一愛女，頗屬意招家倫為東床佳婿，但他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想方設法委婉地謝絕了。（我前年曾遇此小姐，她已與一位科學家教授結婚，幾次想戲問她知否此事，但礙於在科學家面前不敢貿然啟齒。）
家倫有三好：好吃，好看書，好議論天下事。在上海的時候，有位年輕的女事業家，對他狂熱地單戀，約他參加舞會、看戲，甚至聽音樂會，他都是一個“不”字。後來知道了訣竅，叫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只請他一個人。他來了，二話不說，舉箸便吃，但只是蜻蜓點水似地吃了一下。吃畢，他開了口：“嗯，不錯，營養夠了。”拿起大衣，拜拜。後面一個嬌嗲的聲音追來：“家倫呀，家倫呀！”他很客氣地加了兩句：“再見，再見。”
夏衍老人套用波斯古國的國名大食，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大食國王”。這名稱不太恰切，他是精食，再好的美饌，他是從不暴吃的。
虞靜子有一次請家倫吃飯，她燒了一隻雞，大家都吃得很有味，他吃了一口，立刻吐出來：“死雞。”那雞果然是死後再加工的，這不免使大家感到驚訝和歎服。
家倫的家世大概有美食家的傳統。他的曾祖父吃鴨子只吃鴨掌，即架起一塊薄鐵板，圍住，把一群鴨子趕上去，鐵板下燒火，鴨子在上面跳，血凝向腳下，然後斬下鴨腳，燉而食之。抗戰勝利前一年，忽報他父親在北碚去世，前此誰也不知他父親住在重慶。他去辦完喪事回來後，我問他是怎麼死的，他說：“吃……。”突然感到暴露了“家秘”，不說下去，我也知道了。不久，發現特偉（漫畫家、上海美影廠長）和盛舜也是他的叔叔，還有一個小嬸嬸，兩個十幾歲的小叔叔，還是一個小小的家族呢。
四川，真是名實相副的天府之國，八年抗戰，大量的政府機關、商人、學生、文化界、難民等等爭先恐後地蜂擁入川。前線吃緊，後方緊吃，物資豐富，永不匱乏。除土產外，軍援的大鐵罐牛油、克寧奶粉、SW咖啡也在市場上偷售。我買了幾罐放在床底下。
重慶是舉世聞名的三大火爐之一。“二流堂”有一間是男人集體睡通鋪，像北方農村的長炕，可以睡八個人，家倫、沈剡等是基本睡戶
